这位知情者甚至注意到，这些后来被公安机关侦查讯问的记者，大都是山西籍，大都曾在山西工作生活过，然后打着北京媒体的旗号到矿上索要封口费。在《网络报》山西籍记者关键被张家口警方带走后，他的记者朋友还曾专门到张家口声援关键。

据中国青年报记者调查，经常来蔚县索取封口费的记者在煤矿集中的地方都放有眼线，事故一发生，眼线就会将信息通报给和自己熟悉的记者，而当记者拿到封口费后，也会拿出一部分给眼线作酬劳。

《农民日报》河北记者站站长李俊奇是从该报河北记者站通讯员耿为民处得知蔚县发生矿难的消息的，而向耿提供线索的，正是当地一名了解矿难的人。

“瞒了有可能成功，几率也不小，不瞒就意味着倾家荡产，民营煤矿是没有政策保护的。这次之所以敢这样从上到下地瞒，是因为之前有过瞒报成功的经历。”张正说。

2007年12月4日，蔚县黑石沟煤炭开采有限责任公司东翼井东三大巷发生矿难。在国家安监总局网站上，可以查到有关这起事故的报道，死亡人数为8人。

但张正称死亡的真实人数绝不只8人，在当地矿主间流传最多的版本是死亡40多人。一些矿主甚至称，在黑石沟矿难殒命的矿工达上百人。

另一知情人士称，国务院“7·14”煤矿特大瞒报事故调查组在蔚县调查期间，黑石沟矿难曾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在此期间，涉及黑石沟矿难的矿主纷纷离开蔚县躲避，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新的结论。

瞒报矿难需要打通多个环节，关键是瞒住相关官员和记者。据调查，在打点矿难上，当地很舍得花钱，不仅能封住记者的口，甚至还能让记者写出假稿。

值得注意的是，在李家洼矿难发生当天，蔚县当地很多人就知道了，但不论是正规举报渠道还是网上发帖，都没有见当地人发出声音。张正称，当地很多人赚钱的渠道和煤矿相关，表面上看矿主是两三个人，但背后的小股东其实很多，当地稍有能力的人都在矿上有股份，没能力的也可以在矿上和煤场弄个事儿做。

当地出租车司机赵师傅告诉记者，以前蔚县的主要产煤地南留庄镇外地矿工占到七八成。矿工挣钱后经常会到县城消费，出租车司机就此每天都可以拉几个活儿，但自从小煤矿关闭后，现在一个月也碰不到两三个。“我们老百姓也很厌恶那些不顾人死活的小煤矿主，但这些小煤矿一旦全关了，又会影响我们的收入和生活。”

在张正看来，所谓的瞒报其实就是一级级官员之间和官员与记者之间掩耳盗铃般的游戏。

蔚县县委宣传部新闻科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蔚县宣传部原来的官员纷纷被追责受到处分时，他曾有过将曾来蔚县收取封口费的记者名单曝光出去的想法，但“这个事情又会牵涉到我们宣传部，还会牵涉很多人”。

至少有4名中央级媒体记者被封口

据中国青年报记者调查，在此次矿难中，领取封口费的记者绝大多数为真记者。一位知情者说，前来“采访”的记者都是奔着县委宣传部去的，假证有可能骗倒矿主，但绝不可能骗倒宣传部的人。

2010年1月20日，蔚县县委宣传部一名工作人员向记者证实，对前来“采访”蔚县矿难的记者，他们对记者的身份都进行了仔细核实，并进行登记。当时有哪些媒体，哪位记者来“采访”过，蔚县方面有一个名单，但这位工作人员以“敏感”为由，拒绝向记者透露具体名单。

这名工作人员介绍，前来索要钱财的大多为小报小刊记者，有些还是常来蔚县“采访”的熟面孔，但在前来“采访”的记者队伍中，至少有4家中央级媒体的记者。

相比小报小刊的记者，这些顶着“中”字头媒体的记者分外难于应对。余德洪称，“有的去北京三四次才解决”。

此外，余德洪的笔录显示，李家洼矿难发生后，××电视台×套、××数字电视台、《农民日报》、《中国产经新闻报》等中央级媒体的记者曾前来采访，高占俊曾就此事专门向其汇报，原因是“要价特别高”。

在已被媒体公开曝光的收取蔚县方面封口费的记者中，《农民日报》河北记者站站长李俊奇备受关注。

2008年8月7日，李俊奇驾车前往蔚县，与事先到达的该站通讯员耿为民汇合，并到矿上进行了走访。随后，李俊奇到蔚县县委宣传部，称得到相关举报，要求对矿难事故进行采访。蔚县县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沈建明接待了二人，称“县里已成立调查组，情况不明，领导正忙于工作，顾不上接待。”李俊奇临走时留下名片言称要对此事进行报道。

8月12日，为使李俊奇不对矿难进行报道，蔚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高占俊、南留庄镇司法所的马俊和矿主之弟李向奎前往北京。

电话联系后，高占俊三人与李俊奇在农民日报社附近的一家饭店见面。高提出希望李俊奇不要报道此事。李俊奇答复，“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你们县领导也不重视，回去让你们县领导来和我谈吧。”

8月16日，高占俊三人再次到北京找李俊奇，并再次提出“不要报道矿难”的请求。

李俊奇在报社办公室与高占俊见面，并称“这事须经报社领导同意”。

“请李站长给报社领导多美言美言。”高占俊说。

“光说说能行？”李说。“那县里能做点啥？”高问。

“不行就订两三千份报纸吧，需要五六十万元。”李说。

高占俊以“需向县领导汇报”为由返回蔚县。

8月23日，高占俊三人又来到北京，在请示过蔚县县委宣传部部长余德洪和南留庄镇党委书记赵锦龙后，高、李双方谈妥20万元“扶贫订报”款。高将事先准备好的12万元现金放到李俊奇车上的副驾驶座上，当天下午，又将剩下的8万元交给李。

马俊称，“李俊奇收这20万元是以扶贫订报的名义，实际上是双方心照不宣的事儿，李俊奇是以不报道矿难为条件向我们开口要钱。”

事后，李表示不再对李家洼矿难进行报道，也不向其他媒体透露消息。

另据高占俊、李俊奇确认，李俊奇并未开具任何与“扶贫订报”有关的收款手续。

据中国青年报记者调查，高占俊等3人在和李俊奇谈妥后，当天还公关了其他北京某媒体的记者。情急之下，南留庄镇镇长高峰甚至向《中国产经新闻报》的一名记者下跪。

经中国青年报记者调查，在蔚县矿难中收取封口费的《中国产经新闻报》记者不只一个。知情者透露，该报记者任志明和王月新在蔚县矿难中每人收取了封口费。在中国记者网“记者注销公告”一栏中可以查询到，2008年12月1日,任志明、王月新二人已被中国产经新闻报社开除。

此外，据检察机关从祈建华、余德洪处调取的笔录显示，2008年7月下旬，祈建华接到张家口市某县原县委书记的电话，称某通讯社分社的记者想了解一下矿难的事儿，你们是不是主动汇报一下？

接到这个电话后，祈建华马上将情况向李宏兴汇报，并建议余德洪去趟石家庄向该记者介绍一下情况，想以“事情正在调查”为由让该记者先不要来蔚县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