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国发现，病例中多处修改涉及专业医疗知识，他们反复请多名医学界的朋友帮助分析查找，才得以发现其中的玄机。

诉讼代理人卓小勤:“那么为什么要改这个，如果是一度滑脱是没有手术适应症也就不应该做这个手术的，所以我们认为，是医生认为就是术后发现出了问题了，怕担责任，就试图把术前诊断由一度改为二度。”

术后第六天，熊卓为陷入昏迷，抢救过程中，北大第一医院从她的体内取出了血栓，，王建国当时就在现场，他看到取出的血栓是白色的，但是后来北大第一医院所出具的血栓化验单上写的却是红色血栓。

王建国:“说她是红色血栓，因为没有抗凝导致的血栓，一般来说它是混合血栓，如果是红色血栓的话，那就说你即使不抗凝也没有问题。”

王建国发现，北大医院试图摆脱责任的这张血栓化验单，在时间上根本不成立。

王建国:“因为我的太太是1月31号凌晨取的血栓，它的化验单是1月29号。”

在被修改的面目全非的病例中，王建国他们发现了很多前后矛盾的疑点，比如，死者的死亡时间竟然有三个。临时医嘱单上记录， 1月31号的上午3点30分，尸体处理一次，显示病人已经死亡，但是在死亡志里边记录的则是上午4点50分，抢救无效呼吸心跳停止，而在证明熊卓为死亡的心电图上，心跳呼吸停止的时间则是6点53分。

王建国:“这叫什么事，这都是奇闻了，这么好的医院，你怎么会高出这种事来。”

没有行医资格的学生给病人看病，病人死亡后，修改病例，这样的情况发生三级甲等医院，听起来确实像奇闻。

王建国认为，这些没有行医资格的学生缺少从医经验，在许多环节上处置不当，人为事故层出不穷，院方为了隐瞒真相，不得不事后修改病例。

比如说熊卓为是一位高血凝患者，手术过程中容易引发血栓，术后需要服用抗凝药物加以预防，但王建国发现，北大第一医院的学生医生们并没有给熊桌为采取任何抗凝措施。

北大教授熊卓为丈夫王建国:“（手术后）两天内，我的太太这个脚就开始胀，这个底脚就开始疼，如果按照现在看，她实际上当时已经在发生血凝，她是栓在（神）静脉血栓了，已经在，已经在脚上了，但是当时我们问这个医生，他说这个那个伤口神经痛。”

王建国回忆，做完手术后的第三天，熊卓为腿部肿胀的厉害。

王建国:“他们不仅仅没有给她检测，还给她吃大量的大止痛药，这个止痛药可以掩盖，掩盖这个血栓疼痛的这个表征，栓了还不知道疼。”

手术后的第五天，熊卓为开始呼吸困难，当天不得不吸氧六小时。

王建国:“后来才知道，这时候已经血栓已经很严重了，它说不一定已经跑到肺里边这些地方来了，因为她呼吸不畅，那肺肯定受到影响，但他们还是没采取措施。”

2008年年底，律师的一个偶然发现，让王建国发现了妻子死亡背后这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北大医院麻醉科主任公开发表了一篇文章，分析忽略抗凝导致死亡的严重性，作者引用的这起死亡事故的主人公，碰巧就是熊卓为。

王建国:“这篇文章里边清清楚楚地讲了，她的肺栓塞的发生，讲的这是高危病人，容易发生肺栓塞，他们没有采取任何抗凝的措施，第二他这个里面也证明了一点，这个肺，两个肺动脉并没有完全栓死，只栓了一个，另外一个还可以流通，那时候抢救是可以抢救得了的，如果当时不把心脏按破，不把肝脏按破，把那个肺栓一取掉她根本不会死。”

北京阜外心血管医院院长胡盛寿参与了熊卓为最后的抢救，王建国在妻子去世后，和胡盛寿通了一个电话，把胡盛寿对于妻子死亡原因的判断录在了手机上。

阜外心血管病医院院长胡盛寿:“这个整个给她做完手术以后，术后的处理常规有问题，他没有给她抗凝治疗，明明一个高凝状态，做骨科手术长期卧床，不给她吃抗凝药，这是直接导致她肺栓塞形成的原因，抢救的过程当中，又使用非医疗人员进行抢救，导致抢救失败。”

2009年7月1日，在熊卓为死亡3年7个月之后，北京西城区人民法院一审作出了判决，北大第一医院的诊疗跟熊卓为的死亡有因果关系。拿到判决书后，王建国号啕大哭。妻子离世后，他一边忙着处理后事，搜集证据，一边来往于北京和妻子在新加坡的家，安抚年事已高的岳母。对于妻子离奇的死亡内情，至今他都不敢告诉老人。

王建国:“她现在的骨灰还放在这个上面，我不敢去埋，我把它放在八宝山，我做一个梦，她说她要回来，我就给她从八宝山把她接回来了，有的一些时间没做梦，我就去磕头，去求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