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上的较量

1945年10月14日，陈璧君、褚民谊等人，还有陈的长女汪文惺、次子汪文悌及两岁的外孙女何冰冰等，在广州白云机场登上飞机，几个小时后，飞机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他们一下飞机便被押上囚车，送往宁海路25号看守所关押。

刚进看守所，褚民谊便闹出了笑话。看守所所长徐文祺原是伪行政院的科长级小吏，褚民谊的下属。在徐前来“欢迎”褚民谊的时候，褚还很奇怪地问:“咦，老徐你怎么先进来了！”他诧异的是，论级别，自己要高得多，这个小科长怎敢僭越！

第二年2月18日，褚民谊被解送苏州，关押在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狮子口第三监狱。在狱中，褚民谊写下了洋洋洒洒3万余字的《我参加和运的经过》，为自己表功。

不久，江苏高等检察处开始对褚民谊进行押审、侦察。3月17日上午9时许，褚民谊在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老老实实回答了检察官王文俊的问题，同时再次为自己表功。问完后，书记官王雄亚将笔录给褚民谊阅后，让其签完字，由法警押回牢房。

4天后，江苏高等检察处对褚民谊提起了公诉，列举了他所犯的五大罪状:一、附和汪逆，反抗中央，出任伪职；二、参与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三、对英美宣战；四、助敌成立振兴公司，帮助日本进行扩充军需；五、在广东省长任内，擅加关税，补给日本军用。认为褚民谊“通谋敌国，反抗本国之罪行无有宥恕”，并据此送请法院依法审判。

4月15日下午2时，江苏高等法院刑事第一庭公开开庭审理褚民谊汉奸案，审判长为孙鸿霖，推事石美瑜、陆家瑞，首席检察官韩焘。到庭旁听者极多。褚民谊一脸灰白胡须，身穿深色棉布长衫，扎脚棉裤，头上戴一顶黑色帽子。在他被押出铁门时，拥在门口的记者纷纷上前拍照，这时的褚民谊还故作镇静，笑着说:“啊呀，材料太贵，经济一点。”一时间，厅内“大汉奸”之唾骂声不绝于耳。褚民谊深吸了一口气，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

检察官韩焘首先宣读了起诉书，列举了褚民谊几大罪状。褚民谊知道，按照起诉内容，他肯定是难免一死，于是开始为自己辩解:“检察官说南京政府是想推翻重庆政府，说有了中央政府，何必再要南京政府？”他把头一扬，继续侃侃而谈:“要知南京政府是在日本铁蹄之下，日本占领之特殊情形下，而来救国救民的。如果说他不抗日的话，则如中日基本条约改为同盟条约就较前减轻多了。和平救国是用和平的方法来折冲的，像重庆秘密派人来南京，绝不追究，甚或要掩护他们……”

褚民谊对汪精卫大加吹捧，他说:“国难当头，战事颓败之时”，“幸有汪先生其人者，不顾一己之安危，抱吾人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宏愿，根据我党27年汉口临时代表大会之宣言，响应近卫声明而发艳电，始而复党，继而组府”，实在是一个“仁人君子”。对汪精卫的卖国投敌罪行进行了一番掩饰，其目的还是在为自己开脱卖国的罪责。

褚民谊还大事吹嘘自己的历史“功绩”，特别强调他在任伪职期间的种种“有利于抗战”的事迹，标榜他“于党国，社会文化不无微功”，不仅从日本人手里收回许多文物，还主持“收回租界”，他说:“本人任外交部长时因为没有什么事情可办，对于日本人占我民间房屋或其他不利于人民的事，我就出来与他争论。日本人因为我的年纪大、声望高，在对我交涉的事也让出来或改正，这也可以说是我抗日的一种方法……当时我国武力不足，已退到后方，试问人民是否希望有人出来维持他们呢？所以，南京以和平方法抗日来维护人民，总是不错的；至于下面的人有不好的地方或贪污不法的行为，那就非南京的本意了。”

褚民谊还狡辩说:“检察官要判处我为叛国元首，事实上我是南京政府里的第十二名，前有各院院长五人，副院长五人，内政部长，以后才是我外交部长。”“我从事和平运动时，即有电给蒋委员长，是否收到不清楚，后来在胜利时，接到蒋委员长电报，谓汝追随总理十余年，在广东维持治安有功，可从轻发落。”

不仅如此，褚民谊还在法庭上装疯卖傻，插科打诨，出尽洋相。当别的检察官循例问他“听清楚问题了没有”时，他挤眉弄眼回答“我是浙江人，你一口苏北话我可听不明白”，引得哄堂大笑，检察官也面红耳赤。

褚民谊还大放厥词，说什么“有战必有和，迟早而已”，汪伪政权的成立是“和平抗日”，“智者”所为，是为了保持国家的“元气”，其顽固不化的汉奸嘴脸由此可见一斑。

褚民谊妄图洗涤他的汉奸罪行的种种诡辩，只能更加暴露他的丑恶嘴脸和肮脏灵魂。检察官随即提出各种证据，包括录音片两张，为褚民谊在当伪外交部长时的讲话，说明伪政府所谓“救国救民”完全是无稽之谈。沦陷区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所谓“和平抗战”更属可笑，故要求依法判处重刑。

1946年4月22日下午，江苏高等法院再次开庭。根据褚民谊的罪行，审判长向其宣读了“民国35年特字第408号”判决。判决认为其罪行“实属甘冒不韪，最无可恕”。着对其“处以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没收……”

以交出“国宝”——孙中山肝脏标本为条件，要求减刑，作恶多端终自毙

江苏高等法庭的判决让褚民谊心里十分害怕，但他表面上依旧故作镇静。事到如今，他知道自己已在劫难逃，但却仍不甘心，因为他手里还有最后的一个重要砝码——孙中山的肝脏标本。孙中山是中华民国的国父，他的肝脏就是国宝。褚民谊一面让自己的老婆陈舜贞向首都最高法院要求复判；一面以自己手里的“国宝”相要挟，要求法官给自己以活命。

事情是这样的。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于北平协和医院，其遗体被解剖后，肝脏被泡在福尔马林药水中，装在一个大玻璃瓶里。孙中山的灵柩在1929年6月1日奉安南京中山陵，而其内脏则保存于协和医院里。1942年3月下旬，褚民谊去北平“公干”之际，得知孙中山内脏的下落，便带至南京，送交南京市中山陵园保管；不久，褚又从日本人手中取回孙中山所著《孙文学说》原稿及《建国大纲》手迹。这也便是他的所谓“效忠国家，保存文献”的“功绩”。此时，褚民谊竟以交出孙中山肝脏为条件，要求法官给自己减刑。

郑介民听说此事后，立即赶往苏州监狱，提审褚民谊。

据褚民谊交代:“太平洋战事爆发后，日军接收各地英美财产，至北平协和医院，发现该院研究室内藏有总理遗体腑脏标本。嗣南京伪府获悉，故派我于31年3月25日赴北平，经与日大使馆北平事务所及敌酋冈村宁次商洽，允携回南京。故于27日至协和医院取出，随即至天津，28日乘车南下，29日抵浦口，当即赴陵园，暂供于总理灵柩后面，至4月1日始正式恭奉置于灵柩之前面，不知现在是否还在。至切片及蜡块与临床记录等，现由上海汤医生保存。因汤曾留学比利时，专攻癌症，经汪逆兆铭之同意，借与汤医生研究。”并称:“总理逝世后，协和医院在表面上已将其腑脏取出焚化，即孙夫人（宋庆龄，孙中山妻子）及孙院长（指孙科，孙中山之子，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与在院照料之吴铁城和郑洪年亦不明底蕴，仅知业已焚化。”

于是，郑介民亲自赴上海镭射医院找到治疗癌症的专家汤齐平医生，从他那里取回孙中山的肝脏切片，返回南京。5月22日，郑介民向蒋介石邀功，说是自己探听到总理肝脏的下落，并亲自把“宝贝”找了回来。蒋介石很是高兴，把郑介民着实夸奖了一番。

此时，在陈舜贞的多方奔走下，蒋介石也发出了对褚民谊案件从轻处理的手谕，但此举招来了舆论的强烈反对。在各方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收回“成命”。5月29日，最高法院特种刑事判决，驳回陈舜贞的复判要求，“原判决核准”；6月24日，江苏高等法院也做出裁决，再次维持原判，不做减刑处理。

褚民谊的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1946年8月23日，这个曾被吴稚晖称为“鼠狒黑”的巨奸被执行死刑，走完了其罪恶的一生。（杨 飞 郭红娟 陕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