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新娥对第二次围堵予于承认:“家里人去了，弄坏了锁。”她将此归咎于缪建平的责任:“他在法院大厅里当众侮辱我，在楼梯间还打了我，只是没有旁人看到。”
刘新娥认为，当初即使办的是错案，也不是个人错，是单位错。
在余干等地，一伙人上门武力相对叫做“闭门”，民间认为是这户人家的奇耻大辱。对于此次事件，余干县委先是拿出一个协调意见，要求缪赔礼道歉，刘再赔偿他50元门锁损失费。刘新娥表示满意:“领导从大局着想，还是公正的。”
但缪建平认为颠倒黑白，拒绝道歉，适逢县里召开两会，他找到代表、委员住地反映情况，并最终找到县委书记，“他说我要求刘新娥出示证件是错误的，但刘新娥家人来我家闭门，性质更严重，答应在法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之间再行协调。”
之后，与以往每次努力之后一样，又是不了了之。
“黄金年华拖在了这起冤案上”
被“双规”前，缪建平刚获得省高院颁发的“人民满意的好法官”荣誉，江舸也被县法院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缪建平无罪释放后，很少去上班，除了为国家赔偿之事奔波，多在家里休养。他说，检察官讯问他时，多次警告他，“不按我们要求承认，就送你进看守所，让你和你审判过的犯人关在一起”，10个月牢狱之灾让他精神受到刺激，身体不好，有时想起往事，眼前发黑，似要晕倒。
今年起，江舸虽仍去法院，但不再办案，因为“阴影时刻缠绕”着他，他无法保证冷静断案，“作为一名法官，自己的权益都无法维护，又怎么去维护别人的权益？”为此，在一次单位大会上，他开玩笑说:“我现在是不务正业。”
两名法官对国家赔偿看得很重，“作为法官，应该得到这基本的公道。”另外让他们委屈的是，在一些人眼里，他们无罪释放，只是因为得到了法院“自己人”的照顾，而检察院一直对此不服，只有对方作为赔偿义务机关实施国家赔偿，他们才得到世俗意义上的清白。
被“双规”前，缪建平刚刚获得省高院颁发的“人民满意的好法官”荣誉，是县法院排名第一的科级后备干部人选，江舸也被县法院评为“优秀共产党员”。6年过去，县城郊区已另造新城，县法院变身成一栋超豪华大楼，身边的同事包括当年主办检察官接连升职，2005年县检察院还被评为全国先进检察院，而缪建平和江舸还在“原地踏步”，“我的黄金年华拖在了这起冤案上”，缪说。
6年过去，熟悉此案的有关领导也纷纷升迁或调离，两名法官发现，领导们原来所谓“解决”的承诺，实际上就一个字———“拖”。
县法院上一任院长临走前，分别对两名法官表示歉意，江舸说，送走院长后，他绕着法院大楼走了半圈，无声流泪，“我听出他的无奈，想帮助我却有说不出的阻力。”
最近，现任院长对他们的表态是，会督促中院赔偿委员会审理，但结果如何不是他能掌控的。
与4年前一样，余干县检察院和上饶市中院再次婉拒本报记者采访，后者的理由依然是———“需要省高院颁发政法记者采访证。”
国家赔偿久拖不决，缪建平渐渐变得脾气暴躁，容易激动，有时记忆会出现短路，一名朋友说:“他说话现在很啰嗦，很明白的话要颠三倒四地讲好几次，生怕别人听不懂。”
江舸也承认:“我压力太大了，可以说，我过的不是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有时想到国家赔偿毫无进展，就会有发疯的感觉。还好，我的家人给了我最大安慰。”
有一次，单位领导告诫他，向有关组织反映问题时脾气不好，要注意方式方法，江舸就顶了一句:“谁不理解我，我也不理解他。”
县法院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官透露，大家对他们俩原来很同情，但他们好像总是责怪法院没有尽力解决，有些人就生厌了。
缪建平和江舸似乎也在有意和原来熟悉的圈子隔开，他们更换手机号码，轻易不告诉别人。而原来，他们都是喜欢扎堆的人。
坐在咖啡馆里，江舸谈起国家赔偿来心态复杂，有时振臂高声说:“相信法律，相信组织，”一会儿又语气凄凉，“感觉人往下坡路走，越走越滑，真不知会出什么事。”
最后他说，实在不行就进京上访，“原来我们一直很克制，就怕影响了法官和法院的形象。”
在中国，像缪建平、江舸这样为争取国家赔偿而不得的人屡见不鲜。中国行政法学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小军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国家赔偿制度隐含的错案责任追究制。
缪建平说，余干县检察院迟迟不愿实施国家赔偿，就是担心赔偿之后，当初案件主办检察官将遭受错案责任追究，甚至有清除出检察队伍的可能。
6年过去，江舸自杀留在胸口的伤疤，像一条毒蜈蚣盘踞在那无法抹去，阴雨天里这里会隐隐作痛，江舸说，更痛的是心里。
采写/摄影:本报记者 袁小兵 来源: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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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吕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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