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横行，特权和托拉斯掠夺资源、垄断市场

美国经历了19世纪特别是南北战争以后的迅速的工业化时期，美国工业迅速增长，1900年，美国工业总产值约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30％，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最大的工业国。在充满着淘金热的19世纪后半期，垄断企业、资本家不择手段地聚敛财富，金钱成为在美国获得社会承认的最重要的手段，财富的多寡是能否进入上流社会的唯一标准。

这样的社会风尚使美国的资产阶级在攫取财富时更加肆无忌惮，更加疯狂。到19世纪末大企业组织、大财阀已经称霸美国的经济领域。他们凭借其经济上的强大实力，控制市场、规定市场价格、划分经营范围，不择手段地排挤和打击竞争者，对工人则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榨，对公众进行各种无耻的欺骗。

快速工业化阶段，工人缺少保障，环境污染严重

在垄断企业高速发展的背后，底层工人的工作条件却极其恶劣，使用童工的现象更是十分普遍。工人们在血汗工厂流血流汗，童工、女工超时干活；工人没有组织工会和罢工的权利，妇女没有选举权，黑人更是一无所有。

工人工时长，条件差，报酬少。到1900年，全美国产业工人有70％每天劳动l0小时以上。10年后每天劳动时间为8小时的工人也只占8％ 大部分工厂通风差，空气污染严重，工人住宿条件差。职业病流行，工伤事故频发，新旧世纪之交。美国工厂中因工业事故而丧生者每年达35000人，致残者为500000人。工人的工资满足不了自己和家庭的生活开支。工人极端贫困，1880—1910年产业工人的家庭收入不足650美元，农业工人则低于400美元。

除了工作环境恶劣，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工业社会的弊病开始逐步显现出来。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水污染、化学污染，以及汽车工业的飞速发展所带来的空气和噪音污染等，随之而来。

城市化进程加快，新移民生存条件恶劣

工业化带来的一个显著成果就是城市化。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城市人口有很大的增长，主要是移民。1860年时，全美人口为3100多万，其中20％为城市人口。1920年，全美人口超过1亿，其中50％以上为城市人口。

虽然外来移民为西部开发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大多数的外来移民都流入到城市。移民住在蜂窝状公寓内，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空间。由于通风和卫生条件都很差，大部分变成又脏又臭的贫民窑，全美16座最大的城市中，10%的居民就拥挤在这类贫民窑中，其中人口为300万的纽约最为典型，这类贫民窑的人口占该城市的一半以上。一些人的生活也许比在母国多有改善，但总体遭遇是悲惨的，令人不满的是，他们为美同工业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得到的回报却非常令人失望。

食品安全问题严重

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一的光环并不能遮盖暗藏的食品安全危机。1906年美国作者厄普顿·辛克莱撰写的记实小说《屠场》出版，书中描述了当时美国肉食生产加工企业在经营管理中暴露出其十分丑恶、肮脏的一面：“食品加工车间里垃圾遍地，污水横流，腐烂了的猪肉、发霉变质的鲜肉，和着被毒死的老鼠一通铲进香肠搅拌机……”这一幕食品加工现场是20世纪初美国食品加工厂的真实场景。

据说美国总统罗斯福读到此段时，开始恶心呕吐，将正在吃的香肠通通扔出窗外，并大叫着“我中毒了”。美国国内肉类食品的销售量急剧下降，欧洲也削减了一半从美国进口的肉制品，美国畜牧业呈现半颓废状态。

两极分化导致社会矛盾尖锐，稳定受到挑战

“镀金时代”的美国人普遍感到失望和沮丧，深陷迷茫和困惑。有个宗教领袖甚至说“到处看到人的美德在衰退和崩溃”。那是因为人们理想中的社会不复存在，就如经济学家亨利·乔治在其名著《进步与贫困》中所说：“希望之乡有如海市蜃楼一样在我们面前消失了”，可又看不到光明的前途。

这些问题不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而是工业文明的综合症，归纳起来不外是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发展到极点，以至于达到了不控制个人行为就无法维系社会整体的进步；一是物质财富经济力量不能迅速地转化为社会的整体改善，也就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发生了脱节。

一位学者这样形容：这时的美国就像一架正在起飞冲向蓝灭的飞机，在起飞时发生了剧烈的震荡和失衡，改革和调整成为美国这一时期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

政府：保障穷人生活，反对经济垄断

制定社会政策，保障穷人生活

“进步运动”首先掀起了儿童妇女福利的运动。在19世纪一些改革家和专为社会进步而奔波的机构和个人，都十分自觉地致力于增加孩子们的福利。所以，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广泛的关注儿童福利运动在美国刮起了一阵旋风。纽约市率先建立起关心儿童健康的机构。

为了应对人口激增所产生的城市问题，进步派展开了为移民和定居者改善城市居住条件、消除贫困根源的运动。同时，进步派还为失业保险、战时保险、工伤保险等社会问题作了大量的工作，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推进改革的运动。

通过法律手段，反对经济垄断

进步运动产生了3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威廉·塔夫脱、伍德罗·威尔逊。

第27届总统塔夫脱，他继承“托拉斯炸弹”罗斯福的政策，4年内所提出的《反托拉斯诉讼案》比罗斯福7年内提出的多一倍，并宣布解散掌控33家子公司的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在“联邦对美国烟草公司”诉讼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宣布“烟草托拉斯”违犯《谢尔曼反托拉斯法》。

第28届总统威尔逊，他也继续反对托拉斯，所颁布的《克莱顿反托拉斯法》扩充和加强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但规定劳工组织不受反托拉斯法限制，允许工会组织罢工、联合抵制和设置纠察。

改革文官制度，遏制腐败滋生

19世纪80年代，美国东部和中西部城市内一些社会地位稳定、受过良好教育的共和党改革派，不堪忍受政党政治的腐败现状，提出改革要求。1883年成功地促成国会通过立法，使政府工作不受政党轮流执政的影响。这场文官制度改革运动发生在美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完成阶段，反映了工业文明时代社会的复杂化与高度有组织化、管理的科学化与系统化的历史性要求，其目标在于推动政府治理与社会发展相适应，是工业时代社会争取进一步民主化的历史趋势的一部分。

公众：积极广泛地参与社会改革

经济增长带来稳定的中产阶级，并形成公共舆论空间

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深入发展，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资本的加速积累、积聚和集中，使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伴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资产阶级内部结构也发生了一些新变化，资产阶级分化为垄断资产阶级、旧中产阶级和新中产阶级，尤其是新中产阶级的崛起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突出的社会现象。

美国新中产阶级具有自身鲜明特点。第一，中产阶级最基本的素质是受过一定的教育且大多数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因此，他们更关注当时美国现实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

第二，中产阶级都是脑力劳动者，而且有比较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介于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之间。他们可以不为生活发愁，而且还有一定的闲暇，所以他们才有时间和精力去参加社会活动和献身公益事业。

第三，他们有强烈的职业情感和社会责任心，追求“自由、公正和平等”及相关的理念。

第四，他们对自身技术的认同使他们自我感觉与众不同，其言谈举止和穿着打扮都讲究风度，并为自己所拥有的社会地位而自豪。

第五，他们愤世嫉俗，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既痛恨垄断贪婪，又同情下层民众的悲惨命运。

推动政府为民众承担更多责任，以维护城市的稳定

进步派的这些“进步运动”的改革，突出的反映出他们不是把政府看作独裁者，而是把政府看作仲裁者和保护者，他们认为政府的职责是像警察那样执行那些旨在促进平等和保证正当行为的法律，总的趋势是推动政府对“人民”承担更多的责任，通过适当的社会政策对社会变迁的受害者提供保护和安全，以维护城市的稳定。

因此，“进步运动”的改革促使政府正式关注儿童问题、工伤保障、都市问题、失业问题、住房问题、老年保险等社会问题。

媒体：黑幕揭发运动奠定“第四权力”地位

“进步运动”另一个参与的重要力量就是新闻媒体。最早令人瞩目的则是纽约《麦克卢尔杂志》的3名“扒粪者”即揭黑幕记者：林肯·斯蒂芬斯，他曾走访美国中部六七个城市，发现许多政客与企业家狼狈为奸，联手操纵城市的政治生活和经济命脉；艾达·米纳瓦·塔贝尔，她曾以5年时间调查、研究、写作美孚石油公司历史；雷·斯坦纳德·贝克，他的长篇报道《铁路公司受审判》揭露铁路公司的不法行为，深具说服力，促使罗斯福总统下决心扩大州际贸易委员会的权力，国会因此制定《铁路运输管理法》。

19世纪末，随着印刷技术的改进，报业成本大幅度降低，而城市的扩张和人口的增长则使报纸需求量迅速增加。1870年，独立性城市报纸的比例仅为11%。至1920年，这一比例上升至62%。新闻媒体不再是政党、行业、地区等特殊利益集团的工具，而视自己为社会良心的代表，努力表现出与它们泾渭分明的立场。凭借着冷静、客观的报道以及过人的公信力，新闻媒体终获得“第四权力”的美誉。

制定合理的社会政策对社会的安全运行和有效发展有重要意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政策处在社会政策的始初阶段，社会政策受益的对象是当时美国的社会弱势群体，对于生活上不能自助的社会成员，社会有责任提供必要的援助；社会政策的内容比较单一，一般限于“社会救济”，包括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妇女儿童保护、房屋住宅政策等；社会政策的行动主体当时几乎一致地认为应该是政府；社会政策主要是立足于解决或是缓解已出现的社会问题。

社会政策对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的安全运行和有效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各个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缩小了社会的贫富差距，为社会的运行创造了一个比较有利的社会环境条件。尽管当时美国政府制定的社会政策主要关注的是城市中的问题，但是当时社会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为社会的运行创造了一个比较有利的社会环境条件。所以，社会政策一词自诞生之日起，它就对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社会问题的解决，均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公共行动和大众媒体是社会运行的雷达和守望者

在社会矛盾出现的早期，尽管揭露社会阴暗面，鼓吹改革之作已有之，但并未大众化，再因当时人们沉醉于金钱美梦之中，社会矛盾尚未尖锐到激化的地步，没有形成稳定的中产阶级阶层，社会达尔文主义还左右着人们的思想，所以大众对与矛盾和社会政治经济状况默默接受。

而大众媒体和公民行动是社会运行的雷达和守望者，其重要性不可忽视。它们对于揭露社会问题，唤醒公众良知，促进社会变革的一场社会批判运动，对荡涤污泥浊水，净化社会空气，促进政治思想主流的变迁，推动社会全面转型和现代国家的确立将起到不可低估的历史推动作用。

法律是社会维持运转的基石

社会转型期大量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法律规范的缺失。而现代工业社会和市场经济社会，调节社会政治经济运行秩序最有效办法莫过于法律。同时，在20世纪初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劳工苦难的同情，对社会正义的信念，使一些大法官勇敢地挑战有产者拥有的主导观念和种种特权。其中的代表人物就包括布兰代斯大法官和霍姆斯大法官。

布兰代斯在1908年在穆勒诉纽约案中为女工争取最长工作时间时层创设“布兰代斯诉讼法则”，为美国宪政留下的影响最为深远的法理学遗产。布兰代斯对自由的坚持和理解，更是推动了进步事业：“那些经由革命使我们国家获得独立的人绝不是懦夫。他们不害怕政治变革。他们绝不会以自由为代价来抬高秩序的身份……光说害怕造成严重损害并不能证明压制言论与集会自由是正当的。男人不能因为害怕女巫而把妇女通通烧死。把人们从不合‘理性’的恐怖束缚中解放出来恰是言论自由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