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其内部强劲滋长的和平主义精神及其民主制度制约，客观上确实使欧洲丧失了对外主导霸权战争的根本动力及其获得选民支持的基本可能；另一方面，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市场化的深入发展，激活了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发展与伟大觉醒，尤其是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墨西哥、南非等不断扩大的新兴国家群的和平崛起，迫使欧洲作为西方阵营中最薄弱的一环，自觉不自觉地率先开始了“去霸权化”过程，对发展中国家采取相对比较尊重、比较平等、比较妥协的态度。敏锐的人们已经看到，欧洲内在“非霸权化”与外在 “去霸权化”过程的同时启动，已经成为21世纪国际政治的一个新的重大现象。

尽管以德国默克尔、法国萨科齐、英国布朗为代表的新一代欧洲主要大国领导人仍然企图以“价值观外交”、“民主价值同盟”和“新大西洋联盟”等继续拥戴美国维护西方国家的集体霸权或西方文明霸权，但恐怕也将很难如愿。

中国代表崛起的时代精神和历史潮流

21世纪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非霸权化”大国群体的和平崛起，将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21世纪的“霸权终结”，最关键的是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非霸权大国”和“非霸权文明”的崛起，从根本上代表了21世纪非霸权化、“去霸权化”的时代精神与历史潮流，奠定了21世纪“霸权终结”的基础。虽然，印度在南亚“一超多弱”的格局中，也存在相当的地区霸权倾向，但是，就总体而言，印度选择的是一条和平发展道路。中国是更典型的“非霸权化”新兴世界大国，代表着“非霸权大国”崛起的时代精神和历史潮流。

这种“非霸权化”的新型大国内政和外交，与非洲、亚洲、拉美各国的新一波发展与觉醒交相呼应，对霸权国家的“去霸权化”形成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外交尤其是道义压力，抬举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激励着“新兴世界大国”的“非霸权化”道路，促进传统霸权大国被迫或半被迫地走上“去霸权化”道路。

“新型非霸权大国”对霸权世界秩序的改造，符合世界的根本利益，也符合西方根本利益，是构建新世纪人类愿景的主要推动力量。这就是21世纪中国要理直气壮地采取的国际政治和外交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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