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到的是，在人潮汹涌、肩扛手提、形如长龙的候车、上车队伍面前，实名制这种操作方法显得有些‘笨’，不仅大大延缓了购票验票速度，同时也给车站带来巨大的工作量，乘车人也多了不少麻烦。”

李开发的建议是，在火车票的管理软件上增加一个四位数的数码框，购买火车票时报出身份证最后的四位数，打印在票面上，上车查票时与身份证对号。

“我向IT专业人士咨询过，他们说要实现这个设计，车票的软件升级只需两小时。对购票人来说，没有任何麻烦，不会造成侵权与泄漏，即使代其他人购几张票，也不过是抄几个数字而已；对售票员来说，工作量也减去不少。”

不止李开发，不少专家都曾经为实名制的操作细节献计献策，只是并没有被采纳。

在身份证与车票核对的管理流程上，刘学认为现在的做法是“高射炮打蚊子”。“买票、进站、上车等很多环节都要有专人拿着身份证逐个核对，效率极低。这要给人们增加多少乘车的时间成本？”

他认为只要控制好一个关键性环节就行了。“在火车运行过程中，大家的时间最充裕，只要在那个时候对身份证和车票进行验证就够了。不过惩罚力度必须加强，假使身份证与车票不一致，要成倍地罚款。这些需要公安和铁路等部门通力合作，抓住一个环节，而不是地毯式搜索，所有的环节都一把抓。”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试行火车票实名制的核心目的是打击“黄牛党”倒票，但从广铁的实名制试验来看，手段高明的“黄牛党”已经想出了新对策。

今年春运期间，广铁集团开通了15000条电话订票线路，比2009年春运增加了7000条。但是倒卖车票的“黄牛”们仍然可以钻空子:他们用自己的身份证或用他人的身份证、甚至编造身份证号码，拨打电话预订车票。

根据实名制售票规则，通过电话订票每次可以预订3张，在次日24小时之前票额被冻结在窗口，等待订票人凭身份证和订票流水号取票。如果逾期不取，预订的车票将被退回票库，第二天7点重新进入售票程序。

售票规则还规定，通过电话可以取消预订，取消后车票将瞬时重新进入票库。“黄牛”们正是利用这一规则，打了“时间差”。

黄牛成功订下车票后，有组织、有目的地在非繁忙时段对某方向车票进行取消再订购等反方向操作，通过拨号器的抢拨，一直将订票信息“紧握在手”，同时在网上搜罗愿意出高价“手续费”购买车票的旅客，等到他们提供正确身份信息后，“黄牛们”就能给旅客提供正式的订票号，可在任何一家取票点取到车票。

也就是说，火车票实名制只是给黄牛的倒票活动增加了一些技术难度，离根治还很远。刘学认为:“技术细节都可以在试行中慢慢改进，最大的障碍还是制度问题。”

“黄牛党最大的后台，还是铁路系统里的‘内鬼’。‘内鬼’不除，只不过是阻拦了一部分没有关系的‘小黄牛’，实名制最终可能沦为一场作秀。”刘学坦率地说，如何除掉“内鬼”，就是铁路系统内部的管理问题了，“没有竞争机制，革自己的命总是有难度的。”

在他看来，要提高铁路的服务水平，就必须打破“铁老大”的“独家经营”地位，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等到高速铁路网建成以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就不再只有一两条线路，我们完全可以在一些地区和线路上推行区域性公司管理体制，引入竞争。”

他介绍说，20多年前日本进行铁路改革时，将全国铁路分为6个主要的地理区域，成立了6家客运公司，并建立了一家全国统一运行、向客运公司租借线路的货运公司，实现了铁路民营化、市场化。

刘学说，只有打破“铁老大”的垄断，铁路部门才能够真正地站在乘客的角度上考虑问题，加强内部的管理，中国的铁路行业才能逐渐走向成熟，“那时候，买票难的问题恐怕就能从根本上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