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0号和41号文件:改革系列文件的基础

这两个文件的出台背景,都是以《报告》和《会议纪要》的形式上报中央,再经国务院转发下去。这成为改革开放初期,谷牧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抓对外开放工作期间的一个特点。

1979年50号、1980年41号、1981年27号、1982年50号文件以及1980年8月全国人大通过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等一系列法规、文件,被当时地方上的同志“念念不忘地数来数去”。

据谷牧回忆,这几份文件及法规出台后,对于特区的性质和作用、特区建设目标和内容等已逐步形成比较标准的说法。这还只是在大的概念上提出来的,至于具体内容,“还会在实践中不断发展”。

1979年7月19日中央下发了中发[1979]50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文件明确了特区的管理原则和基本建设等事宜,确定“三个特区建设也要有步骤地进行,先重点抓好深圳市的建设”。文件同意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出口特区”,标志着对外开放已由议论决策过程,进入多方组织实施阶段。

1980年5月,中发［1980］41号文件《关于“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的批示》出台,中央对两省的对外开放活动予以肯定,同意将“出口特区”改为具有丰富内涵的“经济特区”。

从此,“根据中共中央中发(1979)50号、[1980]41号文件精神……”就成为从中央到地方系列改革后续文件和配套文件出台的首要依据。

这两个文件的出台背景,都是以《报告》和《会议纪要》的形式上报中央,再经国务院转发下去。这成为改革开放初期,谷牧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抓对外开放工作期间的一个特点。《报告》是在地方充分论证的基础上起草的,而《会议纪要》则是在协调中央各部门和地方关系上出台的。

“由于他当时扮演决策者和具体实践人的双重身份,使得一个政策从酝酿、出台,到贯彻执行直至效果反馈的全过程都不需要等待,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张守德说。

同时,受中央委托,由谷牧主持召开中央、省、市和地方的大兵团联合立体作战会议,也是当时出台系列政策法规的重要方法和手段。通过会议,提出问题,统一认识,并形成重要决策。参会者大多都具有实践者和管理人的双重身份。

据深圳文史资料记载,1979年至1988年10年间,谷牧先后12次到深圳特区检查指导工作,特区几乎所有重大决策都是在他的参与下制定和实施的。谷牧后来说,“过去我是广东的党代表,因为办特区,我连党的关系都转到广东。”

其中为起草中央1979年50号文批转的《报告》,1979年5月中旬,谷牧率领由国家计委副主任甘子玉、段云,国家进出口委副秘书长李灏等组成的工作组到达广东、福建,会同两省省委起草向中央的请示报告,仅在广东就连续召开了长达10天的工作会议。

1984年1月中央批转随后召开的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时,批示中特别指出:“中央和国务院委托谷牧同志监督、检查执行情况,并协调、仲裁执行中可能出现的矛盾。”这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文件中是罕见的。

据吴南生回忆,谈到广东省先行一步,谷牧曾经说过,“我和你们一样,对这个事很生疏,过去没有搞过”,并主张“两个特区步子要大些,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在大步走的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办事风格,就是后来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

然而,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一不小心会掉到水里,前功尽弃。对此谷牧表示,“还会有非议和批评,我们要欢迎,对那些挖苦的,我们一笑置之。但脑子里不能发烧,这个问题表现在宣传工作上,要冷一冷”。在谷牧看来,改革开放初期,既有地方内部的矛盾,“也有些是来自左邻右舍的”。因此,理顺中央、广东、深圳及蛇口几方面的关系非常重要。

4、“和而不同”与“相期以茶”

今年97岁高龄的季羡林为95岁高龄的谷牧写下了“相期以茶”的约定。季羡林对谷牧的评价是:在知识分子心中,他是“可以推心置腹、无话不谈的党内领导”。

要改革开放,一定会触动方方面面,时任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政府贷款办公室负责人的李岚清,把改革开放初期的推进工作形容成“突围”———从上到下遇到了层层困难和阻碍。

1982年谷牧感到了来自多方的压力,“租界”论,“李鸿章”“洋务运动”等说法接蹱而至。

据谷牧的长子刘念远回忆,1983年4月谷牧在任仲夷、梁灵光、刘田夫、吴南生等人陪同下,把广东三个经济特区的角角落落仔细考察了一遍。从珠海返回中山后的当天中午,在国际饭店吃午饭时任仲夷提到“叶帅正在温泉休息”。

谷牧要求马上联系,下午3时当一行人赶到叶剑英住处时,他已经坐在轮椅上在院中等候,并笑着说:“听说谷牧要来看我,一中午兴奋得没睡成。”进入客厅后,叶剑英请一同前来的其他几位同志回避一下,“我要单独和谷牧说几句。”隔着桌子,叶剑英紧紧握着谷牧的手不放,服务员只能拿来一把椅子,让谷牧坐在叶剑英的跟前。“听说你最近的日子不好过?”叶剑英直接问道。当时由于不知道是谁跟叶剑英把话说到什么程度,谷牧没接话,只是点了点头。

叶剑英接着说到:“听说你遭围剿了。我们有些同志到底是怎么想的,为何不允许你在经济开发区搞试点?”不等谷牧回话,叶剑英紧接着用广东话问了一句:“谷牧,你有料搞定吗?”谷牧当时没听懂:“您说什么?”“我问你顶得住吗?”

谷牧激动地站起来说:“只要中央不调整分工,仍然让我抓改革开放,管特区,我一定把特区干出个名堂!”叶剑英说:“那就好,那就好!记住,如果再遭围攻,你顶不住了,就来电话,我叶剑英立即调飞机飞回北京,旗帜鲜明地支持你搞改革开放!”

叶剑英在“文革”中关怀和保护谷牧,在改革开放初期全力支持谷牧。刘念远说:“父亲每次提到这些,眼中都含着泪水。”

谷牧后来说,“我们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一条很重要的经验,也可以说是教训,就是在放宽政策的同时,管理工作要跟上。如果不管,一放就乱,那么不赞成改革的人就会说,还是不改革对,改坏了,搞乱了。但是中央领导同志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要继续改革,想走回头路不行。把改乱了的地方纠正过来,这也是改革”。

在改革一线的人们看来,谷牧既是领导者又是专家,他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和关系,是因为他熟谙中国的国情与“和而不同”的儒家文化。

谷牧在改革开放的岁月中,除了抓经济工作还把许多精力放在了文化建设上。邓颖超曾经说过,谷牧读过7年私塾,能很好地理解传统文化,让他把儒家文化的研究抓起来吧!1984年9月,由邓颖超提议,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国孔子基金会在谷牧指导下于山东曲阜市成立。

1989年10月在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与学术讨论会上,谷牧指出:“众所周知,‘和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些思想不仅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昌盛做出过积极的贡献,即使到今天,它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也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五年后的1994年谷牧又组织推动了国际儒学联合会的成立。据时任儒联秘书长的李林回忆,全世界的汉学家都把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来研究,各国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乃至对华政策的制订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这些汉学家的影响,谷牧同志高瞻远瞩通过国际儒联这样一个平台,把全世界的汉学家都聚拢团结起来,对促进中外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是谷牧的老朋友,谷牧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位访问新加坡的中国领导人,曾送给新加坡一份特殊的礼物,这是一方镌刻着一章《论语》的鲁砚。李光耀风趣地说:中国有句古语“半部论语治天下”,新加坡没那么大,一章就够了。国际儒联成立时李光耀欣然接受谷牧的邀请出任名誉理事长。

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接受本报采访时还透露了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季羡林和谷牧都是“尊孔”的山东老乡,季先生不仅是儒联的理事,他作为奥运文化总顾问,还建议在奥运宣传活动中应该有孔子的形象。今年97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为95岁高龄的谷牧写下了“相期以茶”的约定。季羡林对谷牧的评价是:在知识分子心中,他是“可以推心置腹、无话不谈的党内领导”。

(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