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地方融资平台已经产生巨大风险的情况下，地方发债怎样控制风险问题？又有何积极意义？

谢卫:事实上，即使地方政府不发债，也有大量的隐性债务。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负债问题已经逐渐积累到了一个很严重的程度。而且地方政府对隐性债务的数字讳莫如深，有关部门后来也试图去了解统计，但实际上很难掌握全部的真实情况。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很难去控制风险，所以这部分隐性债务的风险是完全不可控的。

债券作为金融产品，有其自身规律，一个金融产品的成功，在于其风险可控，成本可控，信息披露规范。我们完全可以把地方债当作股票、公司债、基金等金融产品来看待，只要加强信息透明，公众对地方政府的治理水准会有一个清晰的判断，从而做出投资选择，地方政府也能从中不断反省自身的作为，提升其市场信用。

应该看到，地方政府发债对地方债务的阳光化，硬化地方债务的约束，提高债务的透明度都有积极的意义。通过发债，有助于比较准确地了解地方政府的真实债务水平，对规范各类风险具有积极的意义。2009年我们尝试了用中央政府代理地方政府发债2000亿，从效果上看，无论各地财力如何，治理水平如何，利率都是一样的，难以对地方政府形成真正的制约，也难以遏制地方对资金的冲动，应该在此基础上继续改革，在明确一些前提条件下，开展地方政府自行发债的试点。

记者:从总体上看，应如何规范地方融资平台并化解由此产生的债务风险？

谢卫:规范地方融资平台需要从中央和地方两方面入手，着眼于眼前和长远，我认为应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要规范中央和地方事权和财权的关系。应该理清两级政府各自的事权和相应的财权，改变地方政府事权加大而财权上收的不合理状况，完善分税制度和转移支付制度。同时对“预算法”进行必要的修改，在有条件的地区进行地方自主发债的试点。

其次是地方政府应对各自的融资平台要进行集中的清理和规范。要通过清理来摸清家底，对一些有发展前景的融资项目，应该有意识地让更多的投融资主体来参与，既然是好的项目，那么民间资金的热情应该是高的，地方政府搭台后，就应该鼓励民间资金来参与，比如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使普通百姓来分享地方经济的成果，这样既减轻了地方政府的资金压力，又引导了社会资金的介入。对一些公益性的项目，地方政府就需承担更多的义务。用更多的财政资金来支持。同时对融资平台的操作流程进行规范，杜绝打包获取信贷资金，实行项目管理制，确保银行信贷资金的投放符合监管部门的要求。

第三个方面是鼓励地方政府逐步实行预算公开，编制政府财务报告体系，并置于人大和公众的监督之下，以便社会对其债务情况有全面的了解，我们相信，通过这样的安排，那些规范运作，诚实守信的地方政府依然能够得到社会资金和银行资金的支持。

最后，还要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我认为转变政府职能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科学发展的关键。地方政府应该逐步从主导经济过渡到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致力于社会公平和和谐。只有这样，地方融资平台也会逐步成为真正为地方经济服务的优质平台，而不仅仅是一个阶段地方风险的积聚点。总之，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务公开，实行阳光债务，规范操作流程应该是规范地方融资平台的基本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