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担忧，政法委书记与公安局长互兼，将可能导致案件协调成“铁案”，检察机关无法进行侦查监督，而法院在被协调的情况下，实际上是按照公安局长的意图，无法做出独立的法律判断。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教授也明确说，政法委书记与公安局长互兼损害司法部门的独立办案是不争的事实。

山东某县检察院副检察长段梅(化名)多次亲身经历 “被协调”，“如果公安局长兼任政法委书记，对案件的定性、处理过当，却要坚持己见，那么公检法之间就会矛盾丛出。”

浙江某市检察院检察长苗力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检察机关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对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和看守所的执法活动要进行监督，包括侦查活动监督、刑事立案监督和刑罚执行的监督。如果公安局长是政法委书记，就可以领导检察机关，这样一来，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关系就理不顺，显然不利于法律监督工作的开展。”

由于角色的转换，已转任律师的安徽省某市公安局前任副局长李刚(化名)称自己更容易看出政法部门权力配置的问题，“在司法审判中，如果协调的政法委级别较低，那案件有可能通过上诉在上一级法院得到纠正，但如果督办单位为省或市一级政法委，二审法院在协调范围之内，那么事实上独立的司法审判权就被地方化了。”

“司法权被协调的后果是，原则不复存在，只要案件被协调，最后都听政法委的，而政法委书记很多时候又是公安局长，所以归根结底是听公安局的。”薛林颇为无奈地告诉记者，“有时候检察官甚至有点喜欢这种形式，因为都听公安局的，不用担心案件被法院发回来。”

何去何从

细心的媒体发现，全国已经有将近一半省市不再由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厅(局)长了。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一学者认为，“此趋势仍然不好判断，因为它(人事任命)本身是政策性的。”

政法委书记与公安局长不互兼可能出现的一种后果就是，地方政法委陷入实质上的无权状态。

薛林说，“政法委实际上是一个比较虚的机构，人事权主要在地方组织部门。政法委的经费也非常少，很多时候还要从我们这些政法部门的经费中拨付一部分”。

亦有人提出地方政法委书记可由法院院长兼任，这样既能强化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又能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支持此种观点者认为，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同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来自法院内部的观点表示，“当时法官有足够的自信依法办案，不需过多担心权力的不正当干扰。”

对于具体的改革，苗力认为“难以简单回答”，但他从检察机关的角度告诉记者，“有同志认为，必须在省级以下的检察机关实行垂直领导体制，以确保检察权的依法独立行使。这样安排也是党的领导的一种体现，因为，检察机关都有党组，也是在党组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的。”

山东某市法官李学堂(化名)对此表示认可，“每一级法院、检察院都设有党组，公安局有党委，事实上，所有的工作均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各自履行职责，能够更有效地保障公平正义。地方政法委可作为智囊机构存在，必要的时候代表党委协调公检法之间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