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北川县城居民建设安置楼时，山东援建组最初只规划建设114幢、建筑面积45万平方米的“清水房”。可是当总指挥徐振溪了解到许多群众拿不出装修钱，如果借钱装修10年都还不清欠款时，便毅然决定把5000多户的“清水房”全部装修好后再交房，让所有居民拿到钥匙就能入住。

烟台援建总指挥贺业增忘不了在北川漩坪乡山路上看到的一幕:那是一个雨天，乡小学的孩子们要走几十里的山路去临时学校上学。家里条件好点的，给孩子租辆车，更多的孩子头上披块雨布，在泥泞险峻的山路上艰难前行。

看到这情景，在场的援建者哭了，觉得对不起孩子们。贺业增咬着牙说:“不管条件多艰苦，不管困难有多大，我们一定要让漩坪、白坭的学校早点建起来。”此后，两所学校工地24小时不间断施工。去年4月，白坭小学成为北川县灾后第一个交付使用的小学。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援建者们为灾区想得更多、更深、更远。

青川是灾后余震最多的地区，这里大山连着大山，地质灾害频繁，连建房子的平地都难找，建设工业园区更是无地可用。浙江援建方绞尽脑汁，研究了一个“飞地工业园”的办法，在广元市城区建设“川浙合作产业园”，利税60%划归青川，预计可解决5000多人的就业问题，这是当地老百姓最期盼的事。现在，10家企业已落户此地，签约投资额超过16亿元。

深山峡谷里的小城汶川，人口不到2万，城市还没有整体规划，从来没有污水处理厂。现在，高标准的污水处理厂、医院、学校、体育馆建好了，却有可能管不好。于是，广州援建方从长远着想，又制定了一套“智力援建”计划，通过“双向挂职”的办法，从广州抽调各类管理、技术干部到汶川重要部门挂职，同时从汶川选派干部和技术人员到广州市对口部门挂职学习，帮助汶川培养人才，提高管理城市的水平。一年多时间里，他们还帮助汶川县建立了整套城市建设管理制度，厚厚一大本，有20余万字。

在各方支援的同时，灾区人民不等不靠，自力更生，建设家园。

“出自己的力，流自己的汗，自己的事情自己干”“有手有脚有条命，天大的困难能战胜”。一年多来，这两幅出自青川县枣树村村民之手的标语，传遍灾区各个角落，成为灾区干部群众顽强拼搏、建设美好新家园的强大精神动力。靠着这种精神，枣树村在国家户均2万元的补助下，在青川县最早全部建成了永久性住房。如今的枣树村，200多户农家院落家家插着一面五星红旗。他们感恩祖国，也为自己作为一名中国农民感到自豪。

群众路线:在重建中生动实践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在恢复重建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

震后，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多次亲临灾区，冒着不断的余震到震中映秀镇、都江堰和北川等地调查，在帐篷里。在板房中，在满是废墟的现场，同灾区群众和各级干部共商重建事宜。由下而上，再由上而下，几经反复，一个重大的决策形成了:对口支援，19个省市各拿出地方财政的1%支援19个重灾县，三年完成。不久又根据实际进展作出调整，提出“三年任务两年基本完成”。

灾区的情况千差万别，19个重灾区，受灾情况不同，自然条件、文化风俗、经济发展水平都不尽相同，重建必须因地制宜、百花齐放。所以中央在决策时，只定大目标、大原则，为地方自由发挥留足空间。19个援建省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北川县城在地震中损毁殆尽，是唯一一个需要异地重建的县城。负责援建的山东省做了一宏伟的规划，要在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重建一座集居住、产业为一体的现代化新县城，目标是打造一个世界水准的模范小城。

都江堰市震后是一个“站立着的废墟”，急需重建的是学校、医院、自来水厂等公共服务设施，上海援建方把这些工程放在最优先的位置，同时结合当地农村的特点，协助当地农民打造了10万亩现代农业产业园，并为其产品进入上海大市场开辟了“特别通道”。

广东省负责援建汶川县，他们把目标任务再分解，13个市分别援建13个重灾乡镇，至于各市如何建，省里只确定大原则，“规定动作”是统一的，“自选动作”各市不同。

在重建中，各方援建者和当地党委政府都把“一切让群众满意”作为衡量各项工作的最高标准。

2009年3月，广州市援建汶川工作组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难题。他们邀请世界著名专家设计的11套汶川体育馆建筑方案，竟然没有一个能让当地群众满意的。

疑惑之下，援建组没有贸然开工建设，而是专门成立了民意调查小分队，挨家挨户地走访、征询意见。原来，汶川县是一个藏族和羌族群众的聚居区，人们对藏羌民族特色怀有深厚的感情，认为专家设计的方案好是好，却少了点“民族味儿”。

援建组恍然大悟，立刻请来民族建筑设计专家帮助修改新方案。当第12套既时尚现代又独具民族特色的方案公示后，赢得了当地群众的一片赞扬。如今，这座洋溢着浓郁民族风情的体育馆已矗立于滔滔的岷江河畔，高低起伏的白色屋顶如同洁白的哈达随风舞动，条块相间的红色图案如同美丽的羌红传递着幸福与欢乐。

重建成不成功，要看群众满不满意；出现矛盾纠纷，也靠群众解决。

距震中映秀仅一山之隔的汶川县银杏乡，在地震中损失惨重，绝大部分房屋损毁倒塌。村里有8户农民的住房损坏较轻，通过维修加固仍可使用，于是他们分别领取了三千至五千元不等的维修补贴。然而，他们后来发现重建户可以领到近2万元的补贴时，觉得不公平。当地党委、政府多次做工作，效果甚微。最后，乡里启动了该村“一事一议”程序，召集全村人投票，结果其他村民都不支持给他们增加补贴。在群众意志面前，这几户农民无话可说。

气壮山河的灾后重建，显示的是人民群众的力量，我们看到，从普通灾区群众到各地援建者，每个人都在充分、自由地行使着自己的权利与义务，施展自己的才能与抱负。这无数的涓滴之力，最终汇聚成排山倒海的力量。

科学发展观:创造重建奇迹的“法宝”

震后不久，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在全党展开。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科学重建”，“要把灾后重建与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扶贫开发紧密结合起来，与主体功能区建设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紧密结合起来，与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紧密结合起来，与促进灾区生态环境尽快恢复并不断改善紧密结合起来，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个论断，化作千百万人的实践。

震后，最让都江堰市委书记刘俊林头痛的是重建缺钱。全市12万户农民受灾，近8万户房屋倒塌或损毁，需要重建资金100多亿元。这对县级(市)的财政来说，是个天文数字，农民自身也无力承担。

钱从哪里来？只有改革。刘俊林算了一笔账:如果把散居农户变为集中居住，全市就可以节约集体建设用地约6万亩。通过产权制度改革，让农户的宅基地流通变现，就可以“变”出一笔巨资，解决住房重建难题。

农民王全成了改革的第一批受益者之一。他拿出400余平方米宅基地的一半，与“城里人”张先生联建，由张先生负责出资建两幢楼房，两人各得一幢。王全没掏一分现钱，就得到了一套238平方米的新楼房。

借助这项改革，都江堰还创造了一种新的农村集中居住模式，村庄的美丽和现代化，超过许多城市住宅小区，成为当地农民新生活的梦想之地。现在，这样的居住小区已建起60多个，还有140多个正在建设中。

以人为本，为群众雪中送炭，成了灾后重建中各方援建者不约而同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