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帮他新造的房子就在老房子门前。这里的老房子都是直接砖头垒墙不抹水泥的，村里帮他造的房子倒是里外都抹了水泥。四四方方的两间，有塑钢窗和木头门，球形门锁。但是里面没有水电设施，桌椅床铺没有，啥家当也没有。

王四美就让他妈直接坐在了冰冷的水泥地上，抱着孩子，看着我们。

村里邻居都围在王家房子外面，你一言我一语，我们知道了王家的大概情况:王四美的姐姐多年没见了，据说是“死了”；小兵兵的妈妈也是王四美的第二个老婆了，也死了。村里的李老伯指指脑袋说:“她这里有问题，找到的时候已经在水塘里淹死了，不知道啥时候掉进去的。”

村里人说王四美有一亩八分地，但是抛荒好多年了。他一直在外面，不知道干啥。村子里的男人们在外面干啥，女人们也都不知道，到底是打工还是乞讨，没人说得清楚。家境好坏倒是一目了然，有的还住红砖老瓦房，有的造起了小洋楼。

几百块的低保，王四美说“能顶什么用”

王四美在火车上本来一口咬定政府没给他妈办低保，我们问村里人，王邓氏有低保吗？苏书记说:“有，怎么没有啊。”这时候王四美改口了，“一个月才几百块，顶什么用！”

他颇为不满地嘀咕说:“又不是我要回来的，是你们要我回来的。现在你们看，我的日子怎么过？”

流浪乞讨生涯让他有了一种话说三分的狡猾，他跟救助站的大姐大叔们聊天的时候最多承认自己乞讨能月收入三四千元，钱都存起来了。这时候他却耍无赖说没钱没法过日子。

阜阳救助站的工作人员介绍情况时说，阜阳这边出外乞讨的人数“还好”，他们一年用于遣送流浪乞讨人员的经费也就四万左右，隔壁一个县就更多了。

我们和苏书记商量，虽然王四美有房有地，但眼下这房子还不能住人，总得先把眼前的难关过了。苏书记也是个厚道人，说:“你们放心走吧，我们给他想想办法，这几天就叫邻里乡亲们照顾一把。”

临走时，全村人把我们送到村口。小兵兵拉着“老虎伯伯”的手就是不肯放。

走出几十米，我们忍不住转身回顾村庄，看到王四美已经抱着孩子往村里走了，恰好他也回头来看，刚好与我们的目光相遇。

无奈的救助和遣送

杭州救助站一年要遣送大约一万三四千流浪乞讨人员回乡，安徽、江西、四川、云南、贵州等省份的都有。

“据我们估计，在杭州要饭的月收入还真不好说，低的三四千，高的上万也有。”救助站工作人员说，“按规定，我们只能上街劝导他们回乡。对于四肢健全、有劳动能力的流浪乞讨人员，我们不能也没必要个个都护送回老家、送进家门。有时候，我们出差遣送的人还没回到杭州，他们倒是又出现在杭州了，也不知道是把车票卖了还是爬火车回来的。”

一户人家，老的挣扎在死亡的边缘，孩子还不懂事，像王四美这样的中流砥柱要是不肯挑起担子，能有什么办法？当地政府也没办法把他绑在土地上，他跑出来继续乞讨，可以不在杭州，可以去别的城市，只是他快90岁的老妈妈，不知道还禁不禁得起这样的折腾。他当作宝贝的儿子，又该怎样改变乞讨的命运？

采访证实，五六年来，王四美就一直带着老母走南闯北，乞讨为生。他口袋里有多少钱，他不说也没人知道。多年流浪生活早已让他学会话说三分，察言观色，十分狡猾。唯一可以表现他还有点良心的地方就是他对兵兵的父爱，他说要存钱给兵兵上学。

但是他其实并不知道怎么爱孩子。兵兵这样的孩子，杭州街头也很多。一开始是乞讨的“小盲流”，有些长大后就变成小扒手，小夜盗，整天就是偷自行车、偷电瓶、偷手机，再不就是做挂号黄牛，每天混吃等死。

“人一旦经历过了这种来钱快、又不需要任何技能的生活，很容易就自暴自弃，再也不肯用劳动去赚钱了。”救助站的工作人员赵老虎说。兵兵到底将来会被王四美送去读书，还是跟着老爸四处乞讨呢？就算去读书了，他会做个单纯开心的小学生，还是耳濡目染老爸的好吃懒做，沾染恶习，走上歧途？这是我们帮助祖孙的重要原因，也是我们担忧的重点所在。(陈雷 叶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