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济任上的另一大贡献，是职业教育。

2002年1月，周济当选武汉市市长，孰料仅仅3个月后，他就辞去市长职务，赴京担任教育部副部长。

11个月后，他接替升任国务委员的陈至立担任教育部长。之前，华中科技大学客座教授查建中与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周济的合作，更多是在机械工程学方面，两人曾经一起合著专著、发表论文、合作研究；在周济赴京之后，两人的合作开始转向更为宽泛的教育层面。

在周济任职教育部副部长之后不久，他就建议查建中申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产学合作教席主持人一职(这一职位，需由学者出任)，研究中国工程教育改革战略，特别是产学合作的办学机制，以加强工科学生的实践环节，提高质量。在经过复杂的申请程序之后，2005年2月，查建中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任命。

两人对加强工程实践的教育感兴趣的原点，竟是在44年之前。1965年，两人考入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机械制造专业。两人的班级，被时任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确定为全校唯一的“半工半读班”。周济担任班长。几乎40年后，两人在职业教育上的再次交汇，用周济的话说:这是温家宝总理交给我的任务。

任命前后，查建中与周济有过多次关于职业教育的讨论，两人一致认为，中国的本科和专科教育过于重理论而轻实践，人才质量业已出现问题。

查建中对于中国工程教育改革战略的研究，是把高等职业教育和国家示范软件工程教育作为突破口。因为中央明确规定了“求职导向、产学合作、工学结合”的办学方针，他们最贴近产业，最需要改革理论的指导。查建中和高职教育界有广泛深入的接触。而无论他走到哪里，都发现周济的踪影。

周济访问了许多职业院校，参加了许多职业教育的大会，对于职业教育改革的方向予以坚定的支持和肯定。

2005年之后，中国的职业教育开始取得长足进步。查建中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产学合作教席主持人的身份，提出并贯彻工程教育改革三大战略:产学合作、“做中学”和国际化，推动了高等职业学院的改革热潮。

一些职业学院的院长在成绩面前产生迷茫，认为高职教育已办到了头，应当升级到本科院校。 对于“升本”倾向，每一次周济见到查建中谈及高职教育，都会让他转告职业学院的院长们，坚守岗位、安心办好职业教育就是最大的贡献。

压力巨大的部长

在低调的背后，周济也有固执的一面。

一位教育部的官员回忆，在周济上任之初，有些官员找到他，向部长提起某项改革。部长总是打断:别和我提这事！

2003年，扩招之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毕业，正是周济就任教育部长的第一年。在那之后，大学生就业压力一年胜似一年，到2006年，这一以往的精英群体，被教育部降格为 “普通劳动者”。与此同时，择校愈演愈烈，基础教育学生压力不减反增，高等教育质量下降，学术造假层出不穷，高考改革迟迟不见推动，高校债台越垒越高。民众对教育的不满，已经达到历史的顶点。

2005年10月15日，周济在2005年亚洲教育论坛北京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称，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的总规模已经达到了2000万人，毛入学率已经达到了19%，进入了国际公认的大众化发展阶段。我国现已建立了一个基本适应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目前，全国各级各类在校学生人数达到了2.5亿人，教师达到了1300万人。

在扩招之后，是教育质量的倒退，此种“国际公认”的“成果”，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不满。之前的2004年底，周济还曾在国务院新闻办表示，中国的研究生水平远胜欧美。

“如果中国教育的成绩如此突出，就说明没有改革的必要了。”这位教育部的官员说，“但实际上，只要看看民众的不满就知道了，中国教育改革已经陷入了10年之久的停滞。”

这一说法，在教育家杨东平那里，则被表述为“倒退”。在他看来，上世纪80年代的教育改革才是“真改”。

改革的逻辑和路径，学界早已讨论了无数次，“还高校以办学自主权，改变教育行政化倾向”被反复提起，但又被悄悄放下。这位教育部官员慨叹。

“他始终是靠勤奋在做贡献。”周济离任之后，这位不愿具名的教育部官员说。教育体制改革千头万绪，牵一发而动全身，周济的独善其身既是他的性格，也是他应对复杂局面的无奈选择。

6年来教育部所取得的成绩，往往通过财政部大力支持的项目体现，例如“面向21世纪行动计划”，而几乎没有教育体制改革的抽丝剥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