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华时代

海阔天空的清华四剑客

1930年，季羡林与省立济南高中的八十多名同学一起“进京赶考”，他报考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结果两所都考上了。最终，他选择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在这里，他旁听了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选修了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听过朱自清、俞平伯、郑振铎等人的课，并结识了沈从文先生和老舍先生。

在清华园，因为共同的文学爱好，季羡林与从小学就交往的朋友李长之，以及结识的吴组缃、林庚走得很近。被称为“清华四剑客”。后来，四剑客都成了著名作家、诗人和学者，其余三剑客先季羡林而去。

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季羡林的母亲病逝。

1934年夏天，季羡林从清华毕业。他的母校省立济南高中请他到母校任国文教师。一年之后，清华大学与德国学术交换处签订了互派留学生的合同。他闻讯后立即写信报名。由于在校四学年他的德语都是优，负责此事的冯友兰直接录取了他。1935年9月16日，季羡林到达了柏林。他和乔冠华一起到柏林大学外国留学生德语班补习了一段时间的德语。10月31日，他被分派到哥廷根大学，一住10年。

留德十年

收获“苦涩”的爱情

在绝对自由的哥廷根大学，季羡林选了许多课。他每天上课6小时，还自学了拉丁文。1936年，他选择了梵文为主修课程，在瓦尔德施米特教授门下学习。原定的留学期限是两年。但季羡林希望拿到博士学位，因此必须读三个系，一个主系是梵文，两个副系分别是英国语言文学和斯拉夫语言学。交换期满以后，他就不能从德国方面领取每月120马克的生活费，眼看生活没有着落。幸运之神再次降临，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所长请他担任汉文讲师，教德国学生汉语。这样，他解决了生计问题。之后，他又学了吐火罗文。1941年，季羡林以论文加口试四个“优”的成绩，获得了博士学位。

在哥廷根的日子里，季羡林与叫迈耶的德国人家同住一条街，季羡林的好友，后来成为著名翻译家的田德望就租住在迈耶家。因为经常去看田德望，季羡林与迈耶一家人都熟悉了。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季羡林用德文写稿，在送给教授看之前，必须用打字机打印成稿。但季羡林既没有打字机，也不会使用。而迈耶家的大女儿伊姆加德小姐有一台打字机，也会打字，而且她很乐意帮助季羡林。由于季羡林的博士论文修改很乱，一段时间里，季羡林几乎天天到她家去，两人一起工作。在季羡林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所写的几篇长论文，也都是请伊姆加德帮助打的，两人之间由此堕入爱河。

但是，季羡林毕竟在中国有妻子和儿女。1945年10月，他忍痛离开了德国。在季羡林1991年出版的《留德十年》中，他披露了这段鲜为人知的爱情经历。2000年，香港某电视台一位女士，为了拍摄季羡林的传记片，专门到哥廷根找寻伊姆加德小姐。她见到的伊姆加德满头银发，终身未婚，而那台老式的打字机依然存放在书桌上。

艰难年代

白天挨批 晚上译诗

1946年5月，季羡林回到上海。由于陈寅恪力荐，代理校长傅斯年同意他到北大任副教授。当年秋天到北大之后仅一个星期，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就通知他，学校决定任命他为正教授兼文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

1949年后，南京东方语专、中央大学边政系都合并到了北大东语系。到1952年院系调整阶段，东语系一跃成为北大最大的系，且是当时全国唯一一所培养东方语言专业人才的最高教学机构。1952年7月，他与北大的陈岱孙、翦伯赞、冯友兰、王力等共28名教授一起，被重新评为一级教授。1956年，季羡林又被评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根据季羡林老年的反思，他承认自己“在政治上是个蠢材”。从1951年开始批判电影《武训传》，1953年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1954年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1955年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1955年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季羡林对这一系列的批判“一点也没想到其中有什么问题”。

季羡林1967年被抄家、审讯、批斗。他一度想过服安眠药自杀。1970年，季羡林被分配给东语系办公室当门房。因为比较清闲，开始翻译《罗摩衍那》。《罗摩衍那》原文为诗体，季羡林利用晚上译成白话散文，白天再修改成诗句。长达八万行的《罗摩衍那》经过五年最终翻译完成，1994年该书获得了第一届国家图书奖。

晚晴岁月

请辞“国学大师”

1978年3月，季羡林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7月，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1979年1月，他又官复原职，任东语系主任。1980年11月，季羡林率领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到联邦德国参观访问，他重返了哥廷根并去探访伊姆加德小姐但没有找到。在他人的帮助下，季羡林在90岁的时候终于收到了伊姆加德小姐从哥廷根寄来的贺年片和她80岁的照片。

1981年，季羡林开始写作文化交流史著作《糖史》。该书于1998年最终完成，全书共73万字，对糖的传播而出现的文化交流现象进行了研究。该书出版后好评如潮。在同一时间段，他还出版了《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剧本〉译释》，主持完成《大唐西域记校注》并撰写了近10万字的前言。此外，他还对东西方文化进行了思考，认为“21世纪东方文化将首领风骚”，他还投身“中国文化书院”建设，上世纪90年代，他主编了大型丛书《东方文化集成》、《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出版了多本散文集和回忆录。

1998年4月，出版了《牛棚杂忆》，对历史进行反思。从1987年开始，季羡林撰写了多篇文章，记叙自己的恩师和知己胡适，还之以本来面目。尤其是《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一文，发表后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2001年底开始，他住院的时间更多。但是，他一直没有停止写作。中华书局编辑柴剑虹到301医院看望他的时候，他表示自己决不封笔。他在2007年年初出版的《病榻杂记》中，请求辞去“国学大师”、“学界（术）泰斗”、“国宝”的称号。并称，“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本文参考季羡林《病榻杂记》、《牛棚杂忆》，张光璘《季羡林先生》、蔡德贵《季羡林传》、《东方学人季羡林》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