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政策建议多了，如何甄别、遴选，对决策人反而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其实，为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和针对性而进行的‘储备性政策’研究本身并不难，毕竟从凯恩斯以后，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已经很丰富了，中国政府也越来越专业了；难就难在:第一，对形势的准确判断；第二，不同的政策工具怎么搭配；第三，每个政策工具的力度有多大。”隆国强说。

胡仙芝向记者分析，任何一项政策的产生过程都是多环节、多方面配合和博弈的结果，因此，科学化、民主化对于公共政策来说，同样都是重要的价值目标。

“现实中，领导人做的任何一项决策都只能是某时、某地、某局势下的相对理性的结果，决策方案总是不能实现最优方案的选择——因为问题在不断发展变化，条件也在不断发展变化，政策行为本身也在不断地改变着客观的情况和态势。因此，决策科学化不仅要求决策行为的正确性，更需要有很多的储备性政策研究为决策科学化作技术保证。”胡仙芝说。

中国智库体系开始变革

目前，除了现有的各大研究机构，刚于3月20日在北京正式成立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被业内认为是加强“储备性政策研究”的重要智库，而其成员的“高规格”、“超豪华阵容”，更令外界关注并予以极高期望。该中心堪称中国史上“最高规格”的智库，中心理事长:曾培炎(原国务院副总理)、 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中心秘书长:魏建国(商务部原副部长)。更让人津津乐道的是，其办公地点距离中南海仅百米。

记者从该中心了解到，自成立后，该中心还没有开展大的活动，首次举行重大活动，是7月2日至4日在北京举办的“全球智库峰会”。这次大会邀请200家到300家全球知名智库和全球500强企业领袖，为摆脱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平稳增长出谋划策。

“我们中心是一个大概念，其定位是国际性经济研究、交流和咨询服务机构，当然也包括国内储备性政策的研究。因为中心刚成立，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参与专门的储备性政策研究。”该中心研究人员之一、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刘克崮6月23日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

此外，由于该中心属社团民间组织，国家没有拨给任何经费，其经费全靠自筹。为了筹集研究经费，该中心成立了中国国际经济研究交流基金，其最高决策和管理机构是中国国际经济研究交流基金董事会，董事会成员暂由中外著名企业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及各界社会贤达人士组成。

从经费来源看，这个被认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半官半民的新型高级智库，跟西方国家的智库具有相同性。

“各国的智库做的事都差不多，但是国外大量的智库是非官方、非盈利机构，是独立政治之外的，拿政府钱的机构比较少，大多是富人设立的基金会承办；而东亚的智库比较依附于政府，跟政府的关系更密切一些；或者依附于大企业的比较多。”隆国强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

但是，该中心的成立无疑将打破原有的智库格局，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刘克崮评价说，“中国智库体系的变革刚刚开始。”

资料:美国智库的江湖地位

布鲁金斯学会

1927年成立，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智库，在政治倾向上属于中间派。该学会非常重视中国问题和对华政策的研究，号称网罗了一半中国通，其东北亚研究中心集中了一批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

兰德公司

美国最大、最有影响力的综合性战略思想库之一，于1948年成立，其特点是与美国官方特别是军方关系密切。兰德公司在对华政策方面的许多建议曾被政府采纳，冷战后主张对华采取“遏制加接触”政策。

新美国世纪计划

成立于1997年，具有鲜明的新保守主义与冷战思维色彩，政策立场上一贯反华和支持台独。该组织视中国为美国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即使在“9·11”后，该组织仍继续强调美中关系的对抗性。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又称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成立于1962年，曾经有浓厚的保守色彩，被称作“强硬路线者之家”与“冷战思想库”。近来，该中心政策已变得相对温和。中心主张建立并巩固中美最高层对话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