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街边创业第一代
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见证了民营经济的崛起
20世纪70年代末涌现的第一批个体户，是中国民营经济最早的源头之一。
1979年春，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之后，全国爆发知青返城潮，800万知青如洪峰一般从乡村涌向城市，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处处人满为患，吃饭、住房、就业，纷纷告急。1979年全国急待安排就业人员达到800万人，城镇待业率达5.4%。
严重的就业问题令中央领导忧心如焚。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还不到一个月，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特地约请了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古耕虞、周叔等五老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座谈，并对他们作了重要的谈话。由于谈话是采取边吃火锅边谈的形式，所以被称为“五老火锅宴”。邓小平说:“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提出要吸引外资，第一次提出希望原工商业者利用落实政策以后的资金办私人企业。
1980年8月，中央宣布:“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适当发展，一切守法的个体劳动者应当受到社会的尊重。”由此，理发、修鞋、磨刀、修伞、修家具、卖小吃等，第一批城市个体户在街头诞生。
第一代个体户容志仁 1979年初，回城知青容志仁申领了个体执照，靠100块钱起家，在广州西华路上开了一家只有几平方米的“容光”小食店，推出每份一角，有粥有粉的“学生餐”。这是当时全城最便宜的早餐，一时大受欢迎，名震羊城。
个体户虽然赚钱，可在当时却是件不光彩的事。有的人干出了名，外出却怕熟人撞见，还戴个大口罩。1980年，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接见个体户代表，很多人都不敢说话，容志仁却带头把自己的生意经讲出来。任仲夷一拍桌子:“这是个有独特经营思想的年轻人，我们的社会就需要这种人，媒体要报道！”
《南方日报》立即用一个整版报道了容志仁。一时间，容志仁名扬全国，外地人到广州，有的专门打的来“容光”吃肠粉。容志仁还作为个体经济代表，进京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接见。胡耀邦握着他的手打趣道:“你是足球名将容志行的兄弟吧？”
1987年，容志仁转行做时装，不久就在国内销声匿迹。他用5年时间出国游历，去了十几个国家。1994年回国后，婉拒了许多人要和他合资重新做“容光”的要求，改行从事演艺事业。如今，容志仁用多年经营所得买了几间铺子，专门用来出租，过着普通人的平静生活。
第一代百万富翁陈兴昌 1979年，藉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缕曙光，陈兴昌成为广州第一批个体户。1985年前后，陈兴昌已经与另外三名企业家并称为广州的四大百万富翁。1989年，他在广州第一个领到了私人企业营业执照，号码为0001。
陈兴昌是宁波人，早年在上海一个知名西服店里当裁缝。1947年，陈兴昌的妹妹南下香港，他也一同到了广州这个服装的“处女地”，那年他28岁。1952年，陈兴昌和妻子自立门户，开起了“夫妻店”。那时老百姓对“个体户”都很鄙夷，大家管他叫“街边仔”，那种伤害让他回忆起来总无法释怀。
1979年以后，中国发生了巨变。当别人对新政策还忐忑不安时，陈兴昌已经率先到工商局注册，成为改革开放后广州市第一批正式个体户。当时广州是全国最早开放的城市之一，许多外省客人到广州参观购物，陈兴昌的童服非常受欢迎，甚至有人连夜排队抢购他的童服。到1985年前后，陈兴昌已经成了广州四大百万富翁之一。
留给记忆的风云人物
1984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报道并推广了江苏省常州市积极贯彻国务院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10条规定的经验，希望各地区各企业予以效仿。
由此诞生了许多如今已经非常成功的企业:1984年，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究人员柳传志，在车库里开始创业，一手把“联想”拉扯大。在香港拥有两家上市公司的联想，目前已经成为中国的PC巨头。
1984年，锡伯族的儿子王石，也在深圳创办了“万科”，万科创业者最感到自豪的是很早就完成了转化为职业经理人的定位，并且养成了系统的经理人文化。
随后，“春兰”的陶建幸和“娃哈哈”的宗庆后，也相继做了“掌门”。
1984年7月，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共和国第一家股份制公司。5个月后，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发行了价值40万元的股票，这标志着中国企业全面进行股份制改造的苗头初现。
与此同时，外资也纷纷进入中国，试图从这个神秘而庞大的市场中获得巨额利益。在阔别中国市场35年以后，花旗银行又悄悄重返上海。与它一起到来的还有德国大众。10月10日，中国与联邦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在人民大会堂签订合作生产汽车计划，这是中国汽车工业首度与外国合资。
在这以后，中央进一步对国企实行两权分离，国企独步天下的时代渐渐远去，民营企业开始参与逐鹿中原的竞争。
改革创新者步鑫生 1983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刊发新华社长篇通讯“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编者按”写道:“浙江省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努力创新的精神值得提倡，其主要经验是:甩掉产品包销的拐棍，自己到市场上创牌子，闯路子，以三新（款式新，衣型新，装潢新）、一快（转得快）取胜，大胆改变现行制度，创造一套治厂方法，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激起职工的主人翁责任感。”
《人民日报》的报道使步鑫生成了1984年最知名的新闻人物，这篇通讯的作者、新华社记者童宝根不会想到，是他的笔将一个风云人物推上历史舞台，并深刻影响到城市经济改革的步伐；也是他的笔改变了步鑫生的命运，使之经历了命运的高峰又跌到低谷，回归平静与寻常。
这篇报道首先作为内参送到了胡耀邦总书记的案头。胡耀邦当即批示:“对于那些对工作松松垮垮，长期安于当外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企业领导干部来讲，步鑫生的经验应当是一剂治病的良药，使他们从中受到教益。”来自中南海的支持，使步鑫生成为一个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可供借鉴的样板。他的大胆探索，使人们隐约看到改革的方向。新闻记者们蜂拥而入海盐县城，写下了各种各样长篇累牍的报道，一时间，步鑫生成了这个国家最知名的厂长。
以“承包制”闻名的马胜利 1984年，马胜利出任石家庄造纸厂厂长，以推行承包而闻名全国。为了发展企业，他吸收了横跨全国十多个省市的100多家企业，组建了“中国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年产值曾达到4亿元。
国有企业承包制是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没有取得预期成功的背景下实施的。1984年，时任石家庄造纸厂业务科长的马胜利，并没有看到历史的宏大湍流，他只是一个喜欢按照自己的直率想法做事情的人，直觉“工厂应该可以做得更好些”。
马胜利的一纸承包《决心书》，正好赶上国家出台《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正是这个决定提出了增强企业活力、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目标。《决定》颁布后，全国迅速加快了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从1978年的土地承包到1984年的国企承包，“马承包”生逢其时，一夜之间创造了国企改革的历史。
1984年3月，上级给石家庄造纸厂下达了一个17万元的利润指标，要求工厂扭亏为盈。当时的造纸厂领导推托说完不成，但马胜利当时是业务科长，很了解厂里的实际情况，他在中层干部会上提出疑问:“咱能完成为什么不接呀？”这个疑问立即遭到了厂领导的揶揄:“老马，你倒挺积极，那你干吧！”几句难听话，令马胜利心中不平，他明白厂里的真正问题是缺少主人翁精神。他琢磨，如果他能当厂长，就可以把17万调个个儿，变成70万。当晚，马胜利就赶写了一个《决心书》，并把《决心书》张贴在了厂门口。
这份《决心书》意味着国有企业经营第一次进入了自主的初级的市场选择。此时此刻，国家正在酝酿出台《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国企体制改革是这个时期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上级主管局支持了马胜利的想法，决定开一次答辩会，要求马胜利“是驴是马拉出来遛遛”。
在答辩会上，马胜利把承包措施和生产计划摆了出来:他要改变产品结构、原料结构。《人民日报》报道棉花大丰收了，马胜利认为，棉花丰收会带来极大的机会，新棉花丰收，老百姓就会换旧被套，工厂就可以回收旧被套做纸。棉短绒大约两千多块一吨，要买这旧被套大约也就两百多块钱一吨，一下子就可以降低成本10倍。厂领导班子听了都很吃惊，评委会当场拍板，同意马胜利承包。合同规定:如果完成承包任务，超额部分马胜利提取10%；出现亏损就地免职。
马胜利承包造纸厂后，推行“层层承包，责任到人”的管理方法，使长年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造纸企业，很快扭转了亏损局面。头一个月，造纸厂就实现利润21万多，比原先整年的指标17万还多，这一下子震动了全厂，也震动了全市。第一年承包期满，马胜利完成利润140万元，比他的承包指标70万元翻了一番；第二年又盈利180万元。
“马承包”在全国出了名，“一包就灵”的改革神话也在各地广泛传播，许多处在困境中的国有造纸厂纷纷找上门来，要求马胜利承包。1987年，一个跨越全国20个省市、吸纳100家亏损造纸企业，当时中国最庞大的“中国马胜利纸业集团”正式宣告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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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汪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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