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故事，自然是老师又给学生上了一课。陶鸿钊说:我最容不得当兵的欺压百姓，这是军人的耻辱！陈嘘云连声称是，只字不提还枪的事。

画家不让道，顾祝同还要陪笑脸

顾祝同这个人很有意思，其他将领干过的事情，他都干过；别人没干过的事情，他也敢搞，比如杀记者，民国的记者节，就是他一枪打出来的。因此，当时新闻界对他印象很不好，以为他是杀人不眨眼的混世魔王，其实这位顾将军文质彬彬，颇有戏台上周郎的风度。

杀记者一事，原因很多，暂且不提，我们先看看另外两件事:

抗战时期，顾祝同出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让宦乡当《前线日报》总编辑，对自己的机关报走中间偏左的路子，不曾说过半句话。后来，他麾下的18名政治部主任联名向老蒋告状，揭发宦乡暗通中共，这位顾长官也只是请宦乡来吃饭，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劝他不要向左转，当宦乡表示要辞职的时候，他也认为人各有志，并未强求，于是，宦乡后来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新中国著名的外交家。

第二件事，更为典型:

有一天，顾祝同坐小车从上饶去浙江，前面有辆烧木炭的汽车慢慢吞吞，又不靠边走，要超又超不了，急得司机探出头来大声叫喊:“我们顾长官有要事赶路，你们怎么不让一让？”哪知前面的车根本不在乎，有人还大大咧咧地回答一句:“余绍宋不知道你们顾长官，只知道按交通规则行车！”其实，哪有什么规定可以不让路的？可是，奇迹却发生了，顾司令长官急忙叫停座车，自己一头钻出去，跑上前一个劲地陪小心:“余先生！久闻大名，得罪了您，请原谅！”

其实这位余先生，当时只是画家，一幅中堂也不过百元上下，虽然在浙江临时参议会挂了一个副议长的头衔，却并无实权，而顾祝同如此恭谦，反倒把他弄得不好意思起来。后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的会客室里，便挂上几幅他画的竹子。有人说，这是顾祝同对余绍宋的作品仰慕已久，一直无缘得到手，因而在这次巧遇中特意恭谦。就算是这样吧，为了几幅画，一方诸侯，手握几十万重兵的战区司令，能够放下身段，跟着对方的汽车边跑边陪笑脸的“恭谦”，不是谁都做得到的。

韩德勤要尊师爱教，结果底细被泄密

1943年，江苏省主席兼苏鲁战区副司令韩德勤被新四军活捉，部队被全歼，是为轰动一时的“山子头”事件。

这年3月14日夜，韩德勤率八十九军、新编独立第六旅和保安第七旅转移到泗阳县山子头一带，新四军某部文化教员刘振亚第二天清早还在学校里熟睡，直到被赶来报信的人叫醒。来人姓叫王，也是教师，保护刘振亚，是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刘振亚一听敌人来了，收拾好文件，就隐蔽到洪泽湖边的一条商船上。

临别相约，不能随便下船，结果才过一天，刘振亚却以船上生活不习惯、要回学校复课为理由，也不怕到处都是“顽军”，径直来找王龙化。要复课，就得通过校长，听说韩德勤住在校长家，两人便决心去会会这位韩主席。

校长家在小李宅，外筑土围子，僻静易守，沿途通过好几道岗哨，到了村口更是戒备森严，直到校长出来打招呼才让进。然后，他们直接去见韩主席，说:“现在停课了，家长有意见，想请示主席，看看能不能让学生来上学？”韩德勤不假思索地回答道:“人家办学校，我们还能破坏吗？复不复由你们。”旁边，有位旅长插嘴:“复什么课啊？兵荒马乱的，等一等再说。”韩德勤没有同意这一合理化建议，继续强调自己的主张:“我们来时就告诉部下，不准住学校，停课不能怪我们，复不复你们自己决定好了！”那旅长不肯罢休，又盯着刘振亚问:“你是一向教书的吗？你是当地人吗？你在部队混过几天吧！”刘振亚生怕说露嘴，只是不停地“嗯嗯”，王老师赶紧打保票，说他的确在本校教书，是从外地迁过来的等等。

结果，就让他们走了。

尊师爱教，看起来也是韩主席的美德。

他俩走后，那位旅长责问校长:“那姓刘的是探子，穿的是武工队的黑棉袍，再装，还能瞒过我？那姓王的，还有可能是教书的，不是主席在场，我就把他们扣起来。”接着，他又对韩德勤说:“此地不能再住了，巳经被新四军知道了，马上就会对我们动手的。”

不出几天，山子头战役果然打响，与新四军屡战屡败的韩德勤，虽然换了一处宿营地，还是被活捉，彻底玩完，而他那位名叫王光夏的旅长则更可悲，明明看出破绽，还不逮人，结果自己在战斗中被击毙。

直到上级领导表扬王老师，才说出实情:“你知道吗？刘振亚是我党派去的侦察员，没有你不能完成这任务，你还蒙在鼓里呢！”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国民党把知识分子捧到天上，让那帮文人牛得不行，有吃有喝，还要上街反饥饿；明明可以骂政府，还要指责老蒋独裁，成天鼓噪，最后酿成几则血案，如闻一多、李公朴之死。不过，爱与恨相比，谁重谁轻，大家应该掂量得出来。

最后，再说一段趣闻:旧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都是重文轻武，头戴礼帽、身穿长袍的士大夫形象，让不少丘八为之心动，着不了一袭飘逸的长袍，就弄一顶礼帽扣头上。俞济时以前就是这样，穿军装、戴礼帽，就跟老电影中那些团丁的形象一样，不伦不类，十分搞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