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认识错误和迟疑的代价

不过，在内外压力下，清政府并没有作出恰当的选择。它颁布的第一个宪法文件《钦定宪法大纲》就有一些很奇怪的条文。例如，“用人之权，操之君上，而大臣辅弼之，议员不得干预。”“君上调遣全国军队……凡一切军事，皆非议员所得干预。”“宣战、讲和、订立条约……国交之事，由君上亲裁，不付议院议决。”“皇室经费，应由君上制定常额，自国库提支，议院不得置议。”内政外交大事仍然由君主专制，诠释了所谓“大权统于朝廷”的具体内容！

这当然同统治者不肯轻易放弃手中的权力有关。不可轻视的是其中也包含着认识错误。这些认识错误又与选错老师有关。对比大清帝国的《钦定宪法大纲》和日本的《明治宪法》，其中就有不少共同点。说得准确一点，清朝的《钦定宪法大纲》有很多抄自《明治宪法》，而比后者更为落后。例如，《明治宪法》规定：“天皇统率陆海军。”“天皇规定陆海军之编制及常备兵额。”“天皇行宣战、讲和及缔结各种条约。”利用这些条款，日本的军部成了直属天皇的机构。因此，与现代化各国不同，日本军队不但不受内阁管辖，反而操纵内阁，把国家推向实行军国主义疯狂对外侵略的罪恶道路。这些都被《钦定宪法大纲》变本加厉移植过来了。至于“臣民之权利义务”一章，两个文件从标题到具体条文，如出一辙。两者都把国民称为臣民而不是国民或公民。两者都规定“按照法律”可以剥夺“臣民”的各种自由，从而为制定恶法镇压公民敞开了大门。日本的宪法和法律是以德为师的，而那时的德国宪法和法律遗存的专制因素甚浓。当时的大清帝国是以日为师的，日本学者直接参与了中国法律和宪法的制定。与当今日本麻生外交部长大言不惭的断言相反，日本给亚洲各国在政治体制上开创了一个很坏的先例。

从1904年开始，大臣上书和民众呼吁立宪便此起彼伏，互相呼应。派大员到国外考察，实行三权分立、地方自治的宪政体制等等建议，已一一见诸奏章。1906年以后，在立宪派策动和朝廷预备立宪的上谕下达后，各界人士纷纷组织各种立宪团体。1907年以后，请开国会的群众性请愿活动接连不断。1909年10月14日，各省谘议局第一次会议开幕，11月18日各省谘议局代表便在上海开会，讨论请开国会事宜。1910至1911年由各省谘议局和谘议局联合会领导的四次请开国会运动，把请愿活动推向高潮。

这些请愿活动直接表达了民意，特别是商人和知识阶层的意愿。是接纳还是拒绝民意？历史处在大转折关头。请愿者要求立即召开国会，实行宪政。19名督抚也于1910年10月25日联名致电军机处，要求“立即组织责任内阁”、“明年开设国会”。如果朝廷能够洞察形势，顺从民意，中国历史就将翻开新的一页，避免不必要的破坏，比较顺利实现社会转型。

自上而下的改革，通常需要有雄才大略并掌握实权的改革家当机立断，力排众议。可是，当时的皇族和摄政王都是一些庸众，他们没有改革家的气魄和胸怀。面对汹涌的群众性的请愿浪潮，他们只作出缩短三年，提前于1913年召开国会的决定，便以为万事大吉了。请愿团体，他们下令解散。学生举着“立宪救国”的标语上街请愿，他们强行驱赶，强迫复课。更荒唐的是，打着官制改革的旗号，他们竟然推出一个“皇族内阁”！正常的对话渠道被堵塞，激进主义向民众招手。

历史大转折关头，总会有各种不同的主张在争夺信众。压迫和压制只能造就偏执。革命派是组织和观念都很庞杂的人群。他们虽然标榜民主，关注的中心却是从“异族”手中夺权，为此不惜使用除推进立宪以外的任何手段。在他们眼中，和平请愿、要求政府立宪都是怯懦。暗杀、起义，从满族这些“外国人”（孙中山语）手中夺权是最好的选择。当权者在大转折关头的迟疑，为他们上场扫清了道路。

当时最为激进的是无政府主义。他们在东京、巴黎办报刊，互相呼应。但他们不过是同盟会中的一个小流派。兴中会、同盟会的纲领及其主要领袖的言论，有些就是极为激进。“盖天下万事万物无不为平均而设”。

1911年10月30日，步历代皇帝的后尘，隆裕太后下“罪己诏”；开党禁；答应组织完全内阁，不以亲贵充国务大臣。11月3日，眼看革命烽火无法扑灭，对宪政做了多年研究的清政府，公布了第二个宪法文件：《十九信条》。这个宪法文件废除了《钦定宪法大纲》的荒唐条款，代之于民主宪政制度应有的条文；按照现代宪法的标准看来，倒也中规中矩。不过，这来得太迟了，已无法取信于民。著名儒商、江苏谘议局议长、请开国会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张謇说得好：“大局土崩，事机瞬变。因不充分之立宪，致不得已之罪己，亦不能取信。” 这就是中国宪政开篇的总结。国家大事，选票和法治隐退，枪杆子决是非，天下从此多事。中国人的艰难岁月开始了。

本文转自作者博客，刊登于《经济观察报》2007年3月5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