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萧山县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周旦充分肯定二五减租的“伟大作用”，认为它可以“培养农民自修之抵抗力，消灭土劣压迫农民之凭借”。他表示:浙江农民“因得本党之扶植，始稍稍有反抗之表示”，国民党应该继续前进，彻底解决“佃业两方之纠纷”。他担心，国民党的政策自此改变，“拥护农工诚恐转为压迫农工”。

浙江省杭县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李尹希指责省政府的决定，不啻推翻本党最高权力机关之决议案，是“撕碎本党之政纲政策反革命之行为”。

海盐县党务指导委员顾佑民称:二五减租“为解放农民第一步，本党必须继续努力”。

佃农代表涂侠等十人要求浙江省党部:不可因困难而中辍，不可因噎而废食。

萧山国民党员陈荫楠要求浙江省党部出面纠正，呈文称“党部为最高机关，省党部固具监督省政府权。而今省政府取消减租，违背政纲，大冒不韪，应直起纠正”。

这些呈文，维护原定的二五减租方案，激烈抨击浙江省政府，反映出广大农民和不少国民党浙江基层工作人员的心声。

鉴于广大党员纷纷反对浙江省政府的决定，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召开常务委员会讨论。会议认为二五减租为党政双方共同决议，不能由省政府单方取消，且亦与国民政府所颁布之《佃农保护法》大相刺谬。常务委员会朱家骅等人向浙江省政府提出《复议理由书》，要求开会复议。《理由书》首先提出:国民革命必须“首先解放农民”，“以农民运动为基础”；“党的政策，须着眼于农民本身之利益”。接着，《理由书》陈述“二五减租”和孙中山倡导的“耕者有其田”政策之间的关系:“土地问题为民生主义之基础，而农田问题又为土地问题之主要部分。农田问题设无适当之解决，则整个社会问题亦不能解决……总理遗教，实欲于最短期间内促进耕者有其田，而二五减租实为实现平均地权之捷径。二五减租之基本观念，诚为解放农民之最低限度之政策。”《理由书》批驳浙江省政府“由业佃双方自订缴租数量”的决议案，“实不啻驱农民于水深火热之境，使任受地主之蹂躏”。《理由书》要求按照孙中山的遗教，“对抗税者加以没收土地之处分”，认为这样做，“迟以五年，则土地泰半将为农民所有”。月23日，浙江省政府复函浙江省党部，拒绝复议。《杭州民国日报》在省党部的支持下，大量刊登社评和各地反对取消“二五减租”的文电。张静江认为该报“妨碍省政府政策之推行，并损及省政府之威信，影响所至，尤关治安”，向该报提出警告，继即勒令停刊，逮捕该报主笔。

4月27日，朱家骅与另两位常委叶溯中、陈希豪联名向国民党中央党部申诉。朱等充分肯定浙江实行二五减租以来的成绩:“二年以来，因该项决议案之实行，浙省农村经济，率较他省安定，自耕农之逐年增加，农村小学学童之激进，工商业以农民购买力增加而繁盛等，皆为不可掩之事实。”朱等严厉指责浙江省政府的做法只能引起“各地贪污豪绅之益肆凶焰，贫苦农民之剥肤及髓”，“农村经济之破产失业者之繁多，社会各阶级之日趋尖锐化”，以致“影响于整个社会之秩序”，为共产党的发展提供“好机会”。《理由书》称:“以此而言民生，则日驱一千六百余万农民于绝境；以此而言建设，则徒增多一般贪污豪绅之发财机会，构血花于白骨之上，以为伤心惨目之点缀品。此种举措，在各国专以驱骗贫苦民众、延缓资产阶级之寿命为职责，主张社会政策者亦不屑为，况夫实行三民主义，以冀达到世界大同之本党！”朱等要求国民党中央迅速采取措施，纠正浙江省政府的错误决定。呈文称:“若中央对于浙江省政府此种违反党义党纲，僭越职权，以驱浙江千余万农民于绝境之取消二五减租不迅予纠正，严厉取消，则本党之所谓主义，所谓民生，将毋如屠人念佛，为本党仇敌所讪骂鄙夷，本党同志所疾首痛心。党国之威信无存，总理之遗教安在！”在浙江省党部向国民党中央申诉的同时，萧山县农民协会整理委员会也同时致电，表示将“率全萧三十万农民誓死力争”，并公推代表三人到南京请愿。

国民党中央接到浙江省党部和浙江省政府双方的呈文后，于5月2日召开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常务会议，决定接受戴季陶建议:1、核准浙江省政府的要求，取消《二五减租暂行办法》，但认为浙江省政府只是因实行上的困难而暂时停止，并非取消二五减租之原则，要求浙江省政府修正文字，以除误解。2、已实行减租的地方，而又无纠纷者，不得再将租额复旧，以免再起业佃两方的第二次纠纷。3、浙江省政府应于今后两年间，将乡村自治机关组织完全，土地调查办理清楚，并将二五减租之办法规定详密，以便施行。其后，国民党中央派戴传贤赴浙，召集浙江省党部与省政府人员共同讨论，制订《浙江省佃农二五减租暂行办法》和《佃业争议处理暂行办法》，规定“土地收获除副产应全归农民所有外，由业佃双方就各该田亩情形，以常年正产全收获量百分之三七·五为缴租额，自行协定新租约”。在百分之四十和百分之二十五之间，采取了一个折中的百分比。

可以看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与浙江省政府的矛盾是“清党”后国民党内两种力量之间的一次角力，实际上是坚持还是否定孙中山的“扶助农工”政策的斗争，也是南京国民政府是否真正贯彻其社会改良主义路线的重要考验。国民党中央党部虽然在口头上表示要坚持“二五减租”，但在实际上支持的却是浙江省政府的“取消”办法。这就表明，国民党的政策正在向地主阶级倾斜，其改良主义路线正在弱化。当时，浙江省政府委员陈布雷发表文章称:“实施减租之际，断不可含有片面的示惠佃农之观念。换言之，不能于二五限度以外，使田主再有所牺牲。”陈的言论明显地表现出袒护城乡地主阶级的态度。但是，浙江城乡地主阶级仍不满意。1931年11月，乐清县郑迈等53人致电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国民政府，继续指责二五减租办法“适以奖励惰农，生产力因之骤减，纠纷又日甚一日”。同月，乐清徐可楼等51人具呈，认为“劳资合作，阶级乃能化合，而社会秩序始得维持。今平日感情极融洽之业佃双方，因减租各趋极端，已足影响治安”。12月，乐清里长卢选臣等上书，认为二五减租使业佃双方“争长竞短，各不相让，因此发生绝大冲突，阶级斗争已成不可免之事实”，“绝对有弊无利”。1933年，上虞县糜虞封等控告该县农会干事“额外减租，煽获佃农，抗租不缴”，国民政府居然批示:“应向该省主管机关呈诉。”

在地主阶级的强大压力下，浙江省的二五减租运动逐渐成为具文。全省八十多县中，只有少数县的部分区、乡有所动作，大多数县份仍是一潭死水，不见波纹。浙江省之外，其他各省均未实行，大部分省份连装模作样的减租条文都没有。国民党仅存的改良主义火星只是闪烁了一下，就灰飞烟灭。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重提二五减租，然而，死灰难以再燃，连些微的火星也难以见到了。

本文转自《炎黄春秋》2009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