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真的入党了吗？　

张学良曾要求入党，中共中央也曾计划发展张学良入党，那么，张学良是否曾经被发展入党了呢？相信张学良多半已经入党的研究者，除了依据少数当事人间接的印象和判断之外，更多地是从以下两种情况中进行推断的。其一是共产国际电报到达的时间与中共中央决定发展张学良入党的时间之间相差一个半月之久，既然共产国际的电报晚到了差不多一个半月，而中共中央已经决定派叶剑英、朱理治前去从政治上给张学良以训练，当时又急需加强和巩固中共与张学良之间的关系，谁又能担保在此期间中共中央不会发展张学良入党呢？其二是中共中央领导人8月9日联名写给张学良的一封长信，在这封长信中，中共中央第一次直截了当地称呼张学良为“同志”。信中除大段大段地讨论了红军和东北军九、十月间在西北发动抗日局面，“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的基本战略方针以外，还特别提到：你我“西北发动后，共同采取一致的政治纲领与组织形式，如人民政权形式，人民军队形式，最低限度的土地经济政策等，而不采取目前有差别的形式与政策”。中共中央能够如此坦率地提出西北成立“抗日反蒋”独立局面后，两军共同实行中共所倡导的政治纲领、组织形式和土地经济政策的建议，表明张学良不仅在“抗日反蒋”问题上，而且在中国今后走什么样道路的问题上，都与中共取得了基本的一致。这也就难怪中共中央在信中明确讲：“八月个来的政治关系，证明了你我之间的完全一致”。[15]既然肯定双方政治上已“完全一致”，并成为“同志”，说张学良还没有被发展入党似乎不大可信。

但是，仅仅依据上述情况，无论如何都得不出张学良已经被发展入党的结论。即使是推断，严格说来也难以成立。

第一，通过前引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7月2日的电报内容，我们已经知道，中共中央虽有吸收张学良入党的意图和计划，却并不是近期的任务，只是“将来拟许其入党”。而从7月初至8月中旬收到共产国际电报指示，前后不过一个半月时间，这之间的无论哪一天，恐怕都算不上是中共中央从7月初开始所计划的那个“将来”。

第二，从前述中共中央7月2日电报中，我们也可以清楚了解，中共中央关于吸收张学良入党的“通知”，其实还仅仅是一种意图与计划，并非最后决定。电报在谈到张学良入党问题时，并没有使用“决定”之类的字眼儿，用的只是一个“拟”字，这说明，他们虽有接受张学良入党要求，和发展张学良入党的打算，但仍旧在探询共产国际的意见，希望得到其同意。考虑到此后颇得苏联好感的盛世才直接向中共中央提出入党问题，中共中央在征求共产国际意见后派任弼时予以婉拒的情况，可知象吸收张学良这样一个曾经对苏联造成过重要伤害的中国头号军阀人物入党，中共中央很难不征求共产国际的同意就擅自行事。毕竟共产国际这时仍是中共的上级指导机关，双方之间还保持着组织上的上下级隶属关系。

第三，从前述中共中央7月2日电报内容看，中共中央要发展张学良入党，首先是要派其重要代表叶剑英、朱理治二人前去西安，对张学良进行必要的帮助与训练。但直到8月9日中共中央领导人联名致函张学良时，仍表示“准备派”叶剑英和朱理治去西安。[16]这说明叶剑英和朱理治8月中旬之前并未到西安。因此，中共中央最早派去西安的重要代表其实不是叶剑英和朱理治，而是从莫斯科回国到陕北传达共产国际指示之后，带着中共中央赋予的重要使命前来作张学良工作的潘汉年。潘到西安的时间已是8月中旬。从前引潘带去的中共中央8月9日信的内容看，他此行明显地也没有发展张学良入党的任务。

那么，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即张学良是由这时中共中央派在其身边的刘鼎发展入党的呢？这种可能性也不存在。这是因为，刘鼎虽颇得中共中央信任，自3月底被召至张学良处工作，延安会谈后中共中央正式委派其留在张处，为争取张学良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但因刘鼎1934年被捕入狱，而后“经保释放”，[17]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对其狱中表现有所怀疑，因此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曾几度来电要求中共中央对刘鼎要有所戒备。尽管中共中央经过几个月的考察，未必相信中共代表团的这种怀疑，但仍不能不多少改变单纯依靠刘鼎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情况。因此，实际上刘鼎7月以后在张学良那里的正式身份，只是中共中央的联络员而已。真正的中共中央代表，先是潘汉年，后是叶剑英。不仅如此，刘鼎除7月初赴安塞与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领导人见面讨论过有关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工作以外，再未回过陕北苏区，其自安塞回西安后一个多月始终靠电报和密信与中共中央保持联系，在目前已发现的有关电报与密信中，也再未发现刘提到有关张学良入党的问题。所以说，由刘鼎来发展张学良入党，于情于理都不大可能。

第四，既然8月9日前中共中央很少有发展张学良入党的可能性，把8月9日信开头的“同志”两字作为判断张学良可能加入中共的根据，就更是明显地缺乏说服力。毕竟“同志”的称呼只能显示双方政治上的接近与信任，而并不表明双方必定为同一组织中人。既然张学良本人有入党愿望，中共中央又准备在不久的将来吸收其入党，同时双方在“抗日反蒋”的大方针上不断取得共识，相互间的信任日益加强，中共中央冠以“同志”的称谓，并非不合情理。事实上，即使在这封信里，除开头的“同志”两字之外，其他地方对张仍旧是象以往一样以“兄”相称。而在此之后的双方来往电函也是一样，即使在中共中央已经接到共产国际反对吸收张学良入党的指示之后，它仍时而以“同志”相称，时而以“兄”字相称。因此，8月9日信中的“同志”二字，不能理解为是张学良已经成为中共党员的一种象征。

综上所述，或可认为，关于张学良曾经被吸收入党的推断是不能成立的。在共产国际指示到来之前既很少可能，在共产国际指示到来之后就更没有可能了。这不仅是因为共产国际否定了吸收张学良这样的人加入共产党的可能性，而且是因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同时还否定了中共中央前此与张学良密谋实行的“抗日反蒋”的西北大联合计划，要求中共与红军转而实行以南京政府为唯一谈判对手和主要统战对象的“联蒋抗日”的新的统战方针。为此，中共中央不能不转而要求张学良继续与蒋介石保持统一。在这种情况下，要吸收张学良加入共产党，就更加难以想象了。当然，所有这些目前还仅仅是一种逻辑的分析。只有当相关的文献能够被发掘出来时，有关这个问题才可能有盖棺论定的说法。

本文摘自作者个人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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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2]参见张魁堂著：《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56－111页。

[3]转见1989年月日《人民日报》。

[4]据1927年底中共河南省委致中央报告称，“杨本人近来因环境所迫，非常同情我党，并要求加入我党，要求我们多派人到他的部队中去，无论政治工作人员和军事工作人员都欢迎。”中共中央回信称：如果杨虎城真能无条件的执行我们的吩咐，“经过了相当的时期亦可以介绍入党”。转见《人文杂志》，1990年第1期。

[5]见〈盛世才致王明信〉，1936年3月15日，莫斯科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以下简称中心档案），全宗号495，目录号74，卷宗号278。

[6]前引张魁堂书，第114－120页。

[7]见〈周致张、彭、毛电〉，1936年4月11日，《中共党史资料》，第33辑，第3－5页。

[8]前引〈周致张、彭、毛电〉。

[9] 〈刘鼎致李克农信〉，1936年4月27日。

[10]前引〈周致张、彭、毛电〉；并见〈周恩来给贾托夫的密写信〉，1936年4月13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5辑，第537页。

[11]前引〈刘鼎给李克农信〉。

[12]前引《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13]关于安塞会议召开时间，见于邱路：〈也谈刘鼎在张学良那里的时候〉，《党的文献》，1990年第2期。

[14]前引中心档案，全宗号492，目录号74，卷宗号282。

[15] 〈中共中央致李毅同志信〉，1936年8月9日，参见《毛泽东年谱》（上），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6－567页。

[16]前引〈中共中央致李毅同志信〉。

[17]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转见毕万闻编：《张学良文集》，第2辑，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