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你还注意对人物进行分析和解读，比如书中蒋介石有相对丰满的形象:暴躁、任性、多疑、恪守传统礼义，有时候甚至“像个孩子一样痛哭”，你还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分析蒋介石的性格。为什么要这么处理？

杨奎松:我们所研究的历史，说到底都是人的历史。研究人的历史，不注重人的性格、情感、思想及其人所生存的环境等对人的言行举止的影响和作用，就不可能客观准确地了解历史的由来与发生。我们过去的历史研究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往往把历史空洞化，想当然地用阶级的理论或其他什么理论，把历史中的人仅仅看成某种符号，给人贴上这样或那样的标签。不是讲张三李四如何如何，而是以讲张三李四的名义，去讲这个或那个抽象的阶级或抽象的符号，完全忘了历史中的每个具体的人物其实都是不同的。很多历史事件的发生，往往正是与这个或那个历史人物的个性或他的情感、思想或视野、经验乃至于职务、地位以及信息来源的情况等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你提到的中山舰事件，如果换了是汪精卫，而不是蒋介石碰到当时那样的情形，我们就很难想象汪精卫会像蒋介石那样多疑和神经质，更难以想象汪会像蒋介石那样处理问题。

国民党人也曾是极端的爱国者和狂热的革命者

南方都市报:这本书新发现的史料多吗？又有哪些新的观点和结论是与以往研究所不一样的？

杨奎松:所谓新发现的史料，可能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解释。一是指过去不为人所知的史料，无论大陆，还是台湾，还是海外相关学者，过去都没有注意到，是我第一次发掘出来的。严格地说，这种史料并不是太多。二是指虽然过去已有出版或提供学者查阅，就史料所藏的档案馆，包括刊发的杂志或资料书人所尽知，但鲜有人利用，或利用者亦未能发现史料的价值或未能正确解读，这类史料则是大量的。

关于这本书中新的观点或新的解释，我想比比皆是。除了个别章节注重的是具体的历史经过，侧重于说明史实本身以外，绝大部分内容其实都是在做不同于以往大陆国共关系史的历史解读。像我上面提到的那则史料，就是我对孙中山与共产党关系问题重新解读的一个很小的例子。透过我的解读，你会发现我们过去对孙中山“联共”（实为“容共”）态度的解释，与历史真实相去甚远。如果你从什么书上读到过国民党“老右派”，或叫“西山会议派”的情况，相信他们是一些顽固的反共分子的话，那么你在读我这本书第二章的内容之后，相信你一样会发现你过去的认识大谬不然。同样的情况，如果你从小就把蒋介石看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的话，你从我这本书的第三章开始，就会发现，蒋介石不仅不是一个“反革命”，而且还是一个“革命”狂人，甚至他相当一段时间里连思想都和共产党人非常接近，他与共产党人也曾经有过非常好的关系。所有一切的改变，都有十分复杂的背景和原因，不能因为蒋介石后来成为反共领袖，我们就想当然地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蒋介石本身。

南方都市报:今天我们研究这段国共关系史，有什么现实意义？

杨奎松:历史研究不可能有什么立竿见影的政治或社会效益。但是，客观地研究、考察和叙述、说明两党关系的历史，特别是努力尝试着从国民党人的角度去解读国民党当年的那些历史文献与史料，从而去理解国民党人当年采取这样或那样的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各种复杂的考虑与原因，肯定是有益的。我们应该让读者了解，许多国民党人当年其实与许多共产党人一样，也是极端的爱国者，甚至是狂热的革命者。他们当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不同时期所以会你倒过来我倒过去，不是没有原因的。两党所以会走上分裂、反目和你死我活的道路，存在着很多复杂的原因，并非简单是一个我对你错的问题。多一些读者了解这一历史的复杂性，这个社会就会多一些理解和宽容，少一些仇恨与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