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明曾面临的最严峻挑战

为什么说，十三世纪的儒家文明面临自有史以来最严峻的生存挑战？这里有三层因素，首先，蒙古族又是人类有史以来的冷兵器时代最强大的民族。虽然完颜阿骨打，耶律阿保机，没有与成吉思汗交手过，但我们可以从成吉思汗帝国二次西征及灭国纪实中，了解这个战争机器的强大力量。其次，我们可以从《蒙古秘史》《史集》等史料中了解到，蒙古帝国兴起以前，这个民族与外部文明世界几乎没有什么接触，是一个完全原生态的、生气勃勃的，充满原始野性的民族。这种巨大的文明距离，使他们客观上具有冲击文明的巨大力量。第三，他们在本族战争中已经形成一种置对手死地而后生的战争文化，我们可以从铁木真统一蒙古的战争中看到这种民族内部战争的残酷性，例如，一个失败的部落俘虏，凡是比车轮高的人都要被杀的记载。这种战争文化扩大展到了对其他民族的战争，也同样具有了残酷性。第四，由于一个文明程度上相对落后的民族，而且由于他们的纯游牧性质，与半游牧的半定居的女真族相比，与汉族的文化距离更大，如果说，女真人只须跨上一个文明阶梯，那么，十三世纪的蒙古族却不得跨上两个阶梯。这就使他们文明化的过程相对漫长而困难。我们甚至可以从伊尔汗国史料中看到蒙古族抗衡文明化的强大保守性的例子，例如，几乎过了好几代，蒙古贵族还力求把农区变成牧场。理解了这几点，可能理解元蒙史研究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第三个问题，为什么儒家文明没有在这场生存挑战中遭到花剌子模、西夏、以及数十被灭国家的命运？一是儒家文明具有巨大的规模效应，二是华夏族生活区域的南北气候与生态环境存在着差异，三是金国起到的缓冲作用。它如同汉族的文化防风林带，在整整半个多世纪中，阻挡着来自漠北高原的寒风，这股强大的军事狂飙，经过这一缓冲带近半个世纪的过滤，到达南部中国即南宋，其破坏力已经大为削减。蒙古统治者已经从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蒙哥、到忽必烈。整整五朝三代。其中，亡金士大夫起到了南宋士大夫无法相比的保护文明的作用。他们有为民族统治者服务的长期历史传统，他们能以蒙古人理解的语言，在娴熟地把捏蒙古人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的基础上，来说服蒙古人。我常常在想，假如没有女真族，假如岳飞收复了华北，宋帝国直接与蒙古接壤，而且，当时正值得蒙古野蛮性最强的时期，一旦北京被攻破，其后果将如何？

如果我们理解了文化就是对环境的适应方式。那么，所谓的汉化问题也就能够理解了。所谓的汉化，说到底，就是生活于汉族地区的、作为统治民族的蒙古人，为适应农耕环境而不得不进行的生活方式的改变。这种改变是沿着汉族长期的集体经验的路径而进行的。这是因为，汉族在长期适应农耕环境的过程中，积累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集体经验。蒙古人只有遵循这种集体经验来进行统治，才能稳定地保有自己在汉地的政权。蒙古人之所以汉化，是因为当他意识到漠南地区从事农业生产更有利于保持比蒙古更高的生活水平，那就必须建立起保护农业的举措，而汉法实际上已经是汉人在千百年中集累的适应农耕环境的集体经验，那么，汉化也就成为必由之路。与其说，蒙古人向汉族人在文化上投降，更确切地说是向农耕文明适应。正如汉族人处于草原生活环境，也不得不在生活方式上蒙古化一样。这是因为，蒙古人的文化就是对这种草原环境的适应性的生存方式。

我们从这一角度还可以进一步理解，为什么蒙古人汉化或农耕文化化的过程如此漫长而困难。其原因就是，草原文化中生活过来的蒙古人，与农耕文化之间的文化距离更大，相比之下，女真人有半农耕半游牧的传统，他们本土的文化中已经有了有利于理解汉文化的文化中介。

最后一个问题。如何理解蒙金之间与蒙汉之间的战争对文明的意义？一方面，我们都知道，战争是人类的灾难，另一方面，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战争又起到鲶鱼效应的作用，据说，长途运输过程中，鱼会大量死亡，后来商人在鱼群中加入了一种食肉鱼，结果发现，鱼群成活率大大提高。这是由于鲶鱼的存在，尾追鱼群的过程中，激活了鱼群的生命力。这种鲶鱼效应看来在自然界是普遍存在的。一位牧区的朋友告诉我，凡是没有狼的地方，羊群变得懒洋洋，没有生气，育种成活率也很低，凡是出现狼这样的羊的天敌，羊反而长得更好。我想这个大自然的例子来比喻战争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起到激活一个文明民族的生命力的作用。文明会腐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同样适合于说明文明。罗马帝国衰亡就是如此。而东罗马帝国，即我们所知道的拜占庭帝国，却从公元五世纪延续到十五世纪中叶，它的生命长达整整一千年，这个帝国长寿的原因虽然很多，但我想，这个处于现在土耳其的特殊地理环境很可能与此有关。这个帝国始终面对小亚细亚附近的先后崛起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突厥人，甚至十字军东征的不断挑战，并由此激活了鲶鱼效应。虽然，游牧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文化互动，包括战争，是不是也同样起到某种意义上的激活作用。是不是起到打强心针的作用？

当然，最后我还是要说明的一点是，上述这些随感，只是想说明历史现象可以从多种角度来解释，我们决不能把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就视为积极的合理的甚至正义的事业，更不能说，为了增加我们民族的生命力，应该去欢迎外族对我们的侵凌。历史上的事物总是有其多义性。正如现实生活中的事物一样。也许正是这种多义性，使我们的世界，使我们的人生充满了复杂的丰富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