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内，《河北日报》自7月22日发表文章《要鼓励作家大胆创作——驳<“歌德”与“缺德”>》、《是广开文路还是划地为牢——也谈歌颂与暴露》等批评文章后，8月1日、7日、9日、24日又连续发表了若干篇批评文章。

除了众多的批评，也有不少文章对“歌文”持赞同和支持态度。有的认为文章是正确的，文艺界的思想解放已经引起了“思想混乱”，走上了“否定毛主席文艺路线”的道路，搞得不好，“会出现五七年反右派前夕的那种状况”。尤其是王若望的文章发表后，一度《河北文艺》编辑部收到同情和支持“歌文”的稿件占了多数。说明，对于文艺领域正在进行的拨乱反正，并非所有的人都有正确的认识。

还有一些文章对争论中出现的“打棍子”现象表示不满。《河北文艺》就收到一篇，是针对王若望的，而且还是他的学生，署名苗得雨，文章题目是《评<春天里的一股冷风>》。文章强调，对文艺创作的一些问题，进行“争鸣”是有益的，因为真理愈辩愈明。但任何事情不能走极端，“任何一种的极端，都不是真理而是谬误。”文章指出:王若望的文章语气也有些不大好，盛气凌人，帽子也不少，在谈问题的方法上也有偏激与武断。一方面无视人家文章中的正确观点，一方面对不赞同的人家的一些看法进行了自己的理解与解释，而不是准确地如实地去分析批驳人家的看法，随心所欲地解释别人的观点，然后又进行不客气的批评，这种做法，不能认为是郑重的。

除了对“歌文”观点的争论，当时，社会上对“歌文”的产生也有种种议论:有的说这是河北省委xX领导授意写的:有的说是林默涵授意田间写的:有的说是刘白羽的写作班子写的:还有的说是某“大人物”写的，“李剑”是化名(“李剑”者，即“利剑”也)，并连带上《歌颂与暴露》的化名“淀清”都与“江青”有联系。等等。好像“歌文”背景很深，大有“来头”。对此，一些当事人和知情人都予以否认。

争论引起了胡耀邦的注意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兼任中宣部长的胡耀邦从倡导民主、自由的创作气氛的角度出发，一直关注着有关“伤痕文学”的争论，并将其提高到总结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经验，促进文艺创作的繁荣的高度来认识。立足“双百方针”，胡耀邦对文艺创作积极倡导一种健康的文艺批评。因此，1979年8月底，他从一封反映情况的来信中了解到“歌德”与“缺德”的争论后，十分重视，当即与中宣部其他领导商量，决定召开一次小型座谈会，目的是统一思想认识，树立一种新的文艺批评风气，加强文艺界的团结，繁荣文艺创作。

9月4日至7日，座谈会在北京钓鱼台召开，由中宣部副部长廖井丹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全国文联的负责人和在京的全国文艺界和主要文艺刊物的领导林默涵、陈荒煤、冯牧、李季、朱穆之等。并邀请河北省委宣传部和省文联的有关领导、作家、文艺界代表和《河北文艺》的有关人员齐斌、梁斌、田间、刘哲及“歌文”作者李剑(《河北文艺》编辑)等参加。廖井丹首先强调，“这个会是耀邦提议召开的。”原因是“歌文”发表后，影响范围广泛，有15个省市参加了讨论。需要请河北的同志来，同全国文联和主要的全国文艺刊物一起交换一下意见。目的是真正开动机器，解放思想，贯彻“双百”方针，使文艺理论、创作进一步繁荣。要求与会者畅所欲言，消除拘束、顾虑、压力，有什么说什么，不搞“三不主义”。并特别指出座谈会不是专为批评“歌文”的，也不是追究个人的责任、杂志的责任，而是通过这件事，吸取一点教训。

随后，河北代表刘哲汇报了有关“歌文”的产生、发表和所引起的争论情况，以及对有关问题的初步认识。李剑作了自我批评，表示要抓紧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从这次错误中吸取教训。但对一些人说他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歌文”中说的“咒骂红日”就是反对揭批“四人帮”的作品等持保留意见。河北省文联负责人、《河北文艺》主编田间也作了检讨，承担了领导责任。在4日、5日两天的会议中，与会人员各抒己见，使认识趋于统一。一致认为，“歌文”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偶然中有必然。其文风有问题，但一些批评文章的态度也有问题。

9月6日上午，胡耀邦到会讲话，开言即指出，这场争论是粉碎“四人帮”后文艺战线第一次全国性的讨论和比较大的“风波”。并说用“风波”这个词比较恰当，“不大不小，有点皱纹。”召开座谈会的目的就是要采取同志式的、平心静气的方法交谈讨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这种方法根本区别于林彪、“四人帮”打棍子的方法，也有别于“文革”前有时曾经采用过的某些粗暴、简单的方法。这样做，是总结了一二十年的历史经验。如果再遇到类似问题(当然不希望再发生)，我们就推广这种方法，使文艺上’的争论纳入到一种健康的轨道上。胡耀邦指出，这一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 盾，解决思想问题唯一正确的方法。人民内部思想上的争论，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是长期存在的。躲开矛盾绕开矛盾是不对的。我们必须采取平等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团结——批评一团结的方法来解决。今后，人民内部矛盾还会有，几十年、几百年以后还会有，要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

谈到“歌文”，胡耀邦说文章确实是有缺点、有毛病的，是不恰当的。在全国文艺界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是有原因的；文艺界有意见，是有道理的。文章的错误就在于同毛主席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相违背。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反复申明要在文艺和一切战线上拨乱反正，把林彪、“四人帮”歪曲了的东西端正过来，把搞乱了的加以澄清；要保护各条战线上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文章的毛病就出在同中央的方针不合拍，调子不合时宜。但他强调，作者是个青年人，青年人犯点错误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应过多地追究。要采取教育的方法，诚恳帮助他，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传统。对“歌文”的批评是对的。但是王若望的批评文章说理不够，火气也大了些。对王若望这样文坛上的老同志，应提出严格要求。

胡耀邦进一步强调，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文章产生的历史原因和环境。他说:1979年春天，恰是三中全会开过不久。三中全会跨的步子比较大，澄清了历史上许多大是大非问题。由于步子跨得大，一些人容易转向，对新的东西接受不了，思想跟不上，还停留在三中全会以前，甚至某些同志思想还停留在三年以前。所以要破除老框框，要解放思想，思想不要僵化。列宁说过，气候变了，衣服也要换一换。毛主席也常说这个道理。所以，作者的错误不是偶然的，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一定环境中发生的。离开历史条件、历史环境去解决问题，要犯错误。因此，不要过分追究个人的责任，也不要过分追究河北省文联有关同志的责任。要团结起来向前看，开创河北省文学艺术工作的新局面，把河北省的文学艺术活跃起来，繁荣起来。他还对河北的代表们说:回去以后，不要再争论、算账，这个账已经算清了。李剑同志回去检讨几句我们欢迎，但主要是制定对策，调兵遣将，调动千军万马，放开手脚，鼓励和组织大家大胆创作，使我们的文艺更好地满足人民的需要，满足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他还列举了河北党的历史上许多重要事件来说明，有很多文艺题材待发掘，有丰富多彩的文艺形式需要整理提高。河北文艺创作的路子宽广得很。应大力组织、鼓励创作富有河北地方特点的文学艺术作品。一句话，“要万紫千红，美不胜收”。

这次座谈会和胡耀邦讲话后，关于“歌德”与“缺德”的全国性争论趋于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