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左)和曾志(右)、陶斯亮(中)合影

陶铸是怎样成为"第四号人物"的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会议的最后一天（即8月12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临时增加一项议程: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公布的改选结果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由第二位降至第八位。林彪上升至第二位，代替刘少奇成为接班人，但这在人们的意料之中。而刚由地方调到中央工作才两个多月的陶铸成为“第四号人物”，却是一个需要加以说明的问题。到现在为止，关于这个问题有几种不同的版本。

第一种版本是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回忆。据他说:“在选举常委时，邓小平得了全票，主席本来将邓小平排在第四位。江青虽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但常委名单的排列次序却是她定的。这在党史上是罕见的。她说邓小平犯了错误，为什么还升了，过去第七位，现在第四位了。他的名次要在陈伯达的后面。她又说陈伯达太老实，压不住邓，陶铸厉害，调上去。本来陶铸的名次在第十一位，调到了第四位。”

对王力的这种说法，许多人（包括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认为，是瞎说，开玩笑，不足信，江青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大的影响力和决定力。况且江青对陶铸也不会那样有好感。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江青曾鼓动陶铸揭发和批判邓小平、刘少奇，遭拒绝，她正耿耿于怀，怎么会为提高陶铸的地位而用力呢？

第二种版本是陈伯达两位秘书的回忆。他们说，在酝酿常委名单时，陈伯达位次“第四”。陈自觉自己不行，他特别害怕外事工作，便向毛泽东表示:“我书生气十足，这个位置对我不合适。”毛泽东对他说:“你去掉书生气不就行了吗？”陈仍忐忑不安，他让秘书给毛泽东写信，要他们向毛泽东说明自己不适合这个位置。秘书感到很为难，这种事他们怎么能做和敢做呢？他们又说，对这个问题，周恩来也表示了意见。周恩来跟毛泽东说，我如外出，谁来代替我？邓小平已犯错误，不能代替，恐怕还是陶铸好些。毛泽东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于是就把陶铸从后面提到了陈伯达前面。

陈伯达的这两位秘书的说法，尚未见诸文字。当笔者跟比较知情的人议论陈伯达推让“第四位”的问题时，他们认为不一定可信。

第三种版本是《周恩来年谱》和《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书中的说法。《周恩来年谱》载:8月6日（指1966年），到毛泽东处开会，商量现有的和拟补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候补委员及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名单。会后，根据会议商定拟出一份名单草案报毛泽东和林彪。毛泽东审定时调整了政治局常委的排列名单，把原列于第七位的陶铸勾到列于周恩来之后，陈伯达之前的第四位。《苦撑危局》中说:八届十一中全会前，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八届十一中全会“炮打司令部”后，刘少奇、邓小平虽然还是政治局常委，但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党和国家的重任就压在了周恩来的身上。鉴于这样一种局势，在讨论政治局常委的分工时，周恩来建议陶铸来协助他处理党和国家的日常事务。毛泽东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并在审阅政治局常委名单草案时，亲自用红笔把陶铸的名字勾到周恩来名字之后、陈伯达名字之前。这种说法于实、于情、于理都比较可信和可靠。

第四种版本即陶铸夫人曾志的回忆。她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调整了政治局常委的名单。原来陶铸排在较后面，主席亲自用红笔把陶铸勾到总理之后、陈伯达的前面，这就是所谓的“第四号人物”的来历。对此，陶铸说过:“我是新上来的，排太前不好，我认为应把我放到富春后面。我去见了主席，要求把陈伯达调到第四位来。我说陈伯达长期在你身边工作，对主席思想领会比我快。主席说已经定了，不变了，伯达那里我找他谈谈。”

是否还有其他版本，笔者目前还没有看到。从这几种版本看和进行比较:（一）王力的说法，即把陶铸提到第四位是根据江青的意见定的，不可信，不可传；（二）把陶铸提到第四位，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可能还征求了林彪的意见）根据需要和实际情况商定的，这恐怕是事实，也符合情理。（《党史博览》2003年第6期）

陶铸与轰动一时的“换头术”事件

“文革”时期，为了现实政治的需要，有一些照片被“换头”或“切头”的事例。“造伪者”的动机很复杂:他们有的是出于无奈的好意，有的则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书写历史的不二法则。“出于无奈的好意”的，如陶铸被毛泽东提升为“第四号人物”之后的照片事件。

“文革”之初，陶铸是位居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在一幅1966年天安门城楼上的领袖照片中，周恩来在讲话，陶铸则立于毛泽东的右侧，毛的左侧则是林彪，由此可见其地位。此前，陶铸由邓小平推荐，从广东调至北京，在中央工作，但很快，他就与中央“文革”小组的那批人搞不到一块。如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他居然会支持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也没有按照江青的授意去揭发和批判刘少奇，相反，他倒是支持和配合周恩来保护了一批老干部，特别是对介绍和提议让他来中央工作的邓小平，陶铸更是用心良苦:当时他分管宣传口，在审查国庆17周年的新闻照片时，他指示必须要有邓小平的头像，结果，新华社进行了技术处理，即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领导人之中，隐去了一位领导人的头像，换上了邓小平的头像。

对于此事，后来《陶铸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中说:当时，“陶铸依然真诚地按党的原则办事，他认为:刘、邓即使有错误，也是认识问题，况且刘少奇仍然是国家主席，邓小平还是党的总书记。因此，在他主管的新闻宣传上，一如既往地把刘、邓作为国家领导人来对待。例如，这一年国庆检阅的新闻照片，按规定照例要有一张毛主席和刘少奇主席两人在一起的一张，这次依然循章办事，审稿时，陶铸发现没有邓小平的镜头，当即指示新华社一定要有邓小平的照片。新华社的同志就遵照陶铸的指示，以技术处理做了补救，他们将一帧照片的一位同志隐去，将小平同志的照片移补过来，这就是后来被‘四人帮’列为陶铸的一大‘罪状’，大肆渲染轰动一时的所谓‘换头术’事件。”陶铸夫人曾志也在《陶铸在最后的岁月里》的文章中回忆说:此事之后，“主席与少奇的那张（照片），江青也子虚乌有地指责是陶铸拼接成的。”

显然，这对已经与陶铸闹翻了的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人，则不啻是意外得到的一颗“倒陶”的“炸弹”。不久，江青等开始向陶铸发难，认为他执行了“刘、邓路线”，并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时有意安排在报纸和电视上出现刘、邓的照片；毛泽东也用非常严厉的语言批评陶铸“很不老实”，再加上这时又获得了陶铸是“叛徒”的诬陷材料，这也就让一贯痛恨“叛徒”的毛泽东痛下决心。于是，继刘、邓之后，又搞掉了第三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也即“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摘自《历史学家茶座》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