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任外长是陈毅。

这个十元帅中唯一新四军系统出身的四川人可算中共干部中的奇葩：他爱穿皮衣，戴墨镜，性格开朗高调，说话犀利刚硬，是唯一一个敢在毛主席面前开玩笑的高官。但论及外交经验，只随党代表团外访过几次。所以，陈毅前半个任期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跟着周恩来当实习生，虽然在1961年独立率团参加了第二次日内瓦会议，但总体而言难脱周恩来的底色，包括1964年中法建交也是周恩来担当主操盘手。

陈毅上台时中苏关系正全面恶化，两国两党间口水仗不断，陈毅因炮击金门一事被赫鲁晓夫质问时就与之有过争执。至1960年，苏联毁约撤走专家，中苏同盟名存实亡。外部环境的恶化促使毛泽东趋向强硬外交，周恩来的理性温和显然不对毛泽东的口味，而陈毅符合要求。

1964年是陈毅外交生涯的转折点。当年中国不仅与西方大国法国建交，更成为拥核国家。有了资本，陈毅的外交愈加强硬，最著名的当属1965年9月29日在北京答记者问时的讲话。笔者查看过当年新闻简报录像，陈毅当时的言论非常强硬，火药味甚浓，且神情举止激动，有些失态。从这件事来看，陈毅远非一个出色的外交官，仅仅记者提问就让他控制不住情绪了。这一点，他本人也有自知之明，早在调入外交系统前就向周恩来坦陈自己性格太冲动，不适合搞外交。从周恩来的回答来看，选用陈毅主要是毛泽东的意思。

可以说，1960年代之于中国外交是个漂浮期，因为任何国家的外交都必须有战略基轴支撑全局。可美国早得罪了，苏联又合不来，就连印度也瞅准机会下手。周任内打下的外交版图上东欧沦陷，亚洲不稳，西欧难以深入。中国就像一只紧缩的刺猬，虽然扎人，但难掩虚弱的本质。在缺乏基轴的前提下，中国的外交突围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一方面与邻国划定边界，用领土的让步巩固邦谊，另一方面将手伸向了非洲大陆。非洲多为欧洲国家殖民地，与中国无历史积怨，美苏暂时未深入渗透，是最好的突破口。非洲因此成为1960年代中国外交惨淡中的一抹亮色，后来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时76张赞成票中非洲就占了26张。

好景不长，陈毅刚摸出点门道就因所谓“二月逆流”而地位摇摇欲坠。“文革”对于中国外交的伤害极大，在海外酿成过不少难以挽回的损失和恶劣影响，譬如火烧英国代办处，冲击苏联大使馆，强迫在京外国人佩戴毛泽东像章等。陈毅也被造反派批斗，常常上午被批斗完，下午又得会见外宾。外交部最后在周恩来力保并动用军队后才恢复正常工作，但陈毅事实上丧失了领导地位。

1969年2月，出于避风头的考虑，陈被安排下放工厂做调研。同年3月，爆发珍宝岛冲突，中苏翻脸。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高层决定由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老帅组建学习小组，负责分析国际形势，为中央外交决策提供智力支持。就是在这种不在其职谋其政的状态下，陈毅等四老帅创造性地提出联美抗苏的构想，陈毅更是提议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打破冰层。他的建议最终打动高层，成为中美建交的前奏。

1970年，中美恢复大使级谈判。之后捷报频频：1971年美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密访中国，确定尼克松来年访华事宜；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然而，此时的陈毅已经因结肠癌奄奄一息。1972年1月6日，陈毅病逝，离尼克松访华仅差一个半月。

建国60年，周陈二人的任期就占去1/3多，从中苏同盟到联美抗苏，他们两度铸造了新中国的战略基轴，功不可没。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譬如1960年代签署的几个边界条约，其后遗症至今仍未消除。外交本就是系统复杂的高智力工程，要做出正确的决策不仅需要决策者的判断，还必须依靠基层人员的智力和情报支持。作为一个新生国家，中国缺少该类人才，在第一批职业外交官成长起来之前，外交部大致是个草台班子。这使得周恩来犹如诸葛亮，虽事必躬亲却总难免出现失误。少数人的出色并不能改变整体的粗线条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