硝烟之后，命运在继续

55岁的江宁在拍摄中的遗憾是，如今健在的30多名西路军老战士，年龄最大的96岁，最小的也有86岁。另外，因为资料的匮乏，他们无法拍全景式的纪录片，只能以人物故事来呈现西路军这段被尘封的历史。

战争年代，人的命运真是难测。回到延安的李先念，组织上原先准备将他由军政委降到营级干部，经毛泽东干预才作罢。突围到新疆的西路军参谋长李特、红五军政委黄超，不久以托派罪名被枪毙。

三十军二六七团营长政委宋承志当时受了伤，躲在一个山洞里。当他已经放弃一切希望时，李先念的左支队带上他们去了星星峡。建国后，宋承志成为了炮兵司令。

更多的西路军战士没有像宋承志这样的幸运，一辈子成为种地农民。赵明祥是西路军参谋长李特的马夫，在红柳园子一仗中不幸负伤被俘，他只能选择留在安西县，靠给人打长工、放羊、挖煤维生。直到1950年，他参加了农会，组织民兵进山打土匪，表现积极，才获得重新入党的机会。

原红五军通讯连排长易明清，在石窝山战斗中负伤，他的腿折了，不能跟着转移的部队走，躲在石窝山下的康隆寺里养伤。但是，腿好了以后，易明清成了石窝村的村民，再也没有离开石窝山。

西路军的军政委员熊国炳，在西路军被打散以后，就留在当地当了农民，再也没有回家乡。他觉得自己无脸回去，因为从家乡带出来了那么多的年轻人全部死在战场上，从此他隐姓埋名，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大雪天里被活活饿死。

原西路军班长王怀文在梨园口战斗中，被敌人的炮弹片击中，腰和腿严重受伤。在生死存亡之际，遇到了正好路过的老道士徐合德，他冒着生命危险先后5次将王怀文转移到不同的山洞里，每天给王怀文送水送饭，敷药治伤。伤虽然好了，可是王怀文的一条腿却瘸了，腰也直不起来。王怀文伤愈之后，就在张掖安下了家，结婚，生子。

在西路军政治部工作的肖成佳在古浪战役中，全身多处被弹片击中，卫生员把他从死人堆里背出来，在经过短暂的逃亡后，肖成佳被马家军的骑兵押回老家江西省泰和县，母亲用30块大洋把他赎了出来，一直在家务农。

在采访过程中，最让江宁感动的人，来自王怀文。“他经常跟人家宣传说，我当了红军活下来了。你看和我一块儿的、那么多的战士、干部、英雄都比我早死几十年了。我活下来了，而且浑身钻了8个窟窿还没死掉。”

即使在和平时期，散落在乡村的西路军战士的日子也充满了动荡。

“文革”开始后，大部分西路军流落干部战士被打成“张国焘的走狗”、“叛徒”。1967年，61岁的原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政委陈昌浩在遭到毒打后服药自杀，妻子格兰娜被迫与他离婚后，仍然被投进了监狱，3个儿子陈祖莫、柏生、洋生被逼得四处奔逃。陈昌浩死后被秘密火化，骨灰被扬弃于荒野，现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陈昌浩的墓穴里只有一个空骨灰盒。

1983年，回到河西走廊的西路军老战士、谢觉哉夫人王定国和伍修权分别以个人名义，致信给中共中央，反映流散在民间的西路军老战士生活困难。不久，胡耀邦批转总政治部、民政部、卫生部、人事部，要求他们出台联合政策，适当给予照顾。此次出台的政策是给每个老红军提供免费医疗和每年500元钱；另外，将以前颁发的流落红军证换为红西路军老战士证。这些举措令西路军老战士扬眉吐气，挺起了腰杆。

江宁在去采访王泉媛时发现，她的精神比10年前应启明去采访时要好得多。随着物价的上涨，她的待遇也上涨，不仅享有普通老战士每年应有的1000元钱，她还享受当地退休副局级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

据朱玉透露，这样的政策只限于个别省份，遗有西路军战士的湖北、江西、安徽并没有执行这样的政策。

2001年11月7日，在徐向前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江泽民代表党中央发表讲话，指出：“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他(徐向前)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指挥部队与敌人血战4个多月，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这是继1983年邓小平、陈云等中共十二届中央常委明确表示赞同李先念《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之后，党中央对西路军所作的公开结论。

2006年5月，应启明看到了一份中宣部关于红军长征70周年宣传的通知，他马上给正在宁夏采访的江宁打了个电话。“我很高兴地看到，里面一句话是关于西路军的，大意是在宣传西路军历史时，要尽量宣传他们英勇、顽强、悲壮的精神。这也意味着，我们拍《西征的红军》所面临的政治风险没有了。”

“不管怎样，作为第一部反映西路军的电视纪录片，能够顺利做出、播出，已经是一个成功了。”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朱玉这样评价《西征的红军》。

(全文经国防大学教授、《徐向前回忆录》执笔者、李先念传编写组成员朱玉审阅。图片由上海电视台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