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头发辨别出江姐和李青林

厉华说，从1949年9月6日至11月29日进行的大屠杀，11月27日最为惨烈。

据渣滓洞脱险志士傅伯雍回忆，重庆解放后，他按《大公报》登出的通知，直奔重庆临江门介中公寓的“脱险同志联络处”办理报到登记手续。

傅伯雍说，当时联络处里渣滓洞、白公馆的幸存者挤满一屋，畅谈各自脱险的经过，询问突围出狱的险情，打听还有哪些难友活着。在联络处，四面八方赶来询问烈士下落的家属络绎不绝，傅伯雍等脱险的十几个幸存者，主动出面安慰烈士家属，揭露敌人暴行，同时等待重庆军管会安排工作。

1949年12月9日，烈士遗体收殓工作开始。

第一天，傅伯雍和肖中鼎、孙重、林涛等人被安排回渣滓洞去认领烈士遗体，同行的有罗世文烈士的叔父罗沅叔先生，车耀先烈士的女儿车毅英等，另外还有十多位搬运工人，陈然、罗广斌等在狱中策反的看守杨钦典随同作向导。

整个渣滓洞，被敌人集体屠杀的200多名难友中，能辨认的只有19人，其余的同志均被大火烧成残骸、灰烬。现场惨不忍睹。

第三天，傅伯雍等人从渣滓洞回来，路过白公馆监狱时，看到公路旁摆放着长长的两排黑漆棺木，棺木上贴着纸条，已经装殓入棺的有:东北军副军长黄显声将军，张学良将军的副官李英毅，《西北文化日报》社社长宋绮云(共产党员)及夫人徐林侠(共产党员)、小儿子宋振中(即《红岩》中“小萝卜头”)等。

第四天，傅伯雍等人来到较远的一个屠杀现场———电台岚垭。11月14日，敌人在这里枪杀了江姐(江竹筠)等29名共产党员。而11月14日当天下午，傅伯雍亲眼目睹了江姐等人从渣滓洞牢房被押出来的情景，江姐高大的形象永远留在了他的记忆中。

在一间平房的屋子中间有一个四方形的大坑。几个请来的工人跳到坑下，清除上面一层薄薄的覆土，很快呈现出平整摆放着的烈士的尸身，面目均已腐烂，好不容易依据尸体长长的黑头发，辨别出江姐和李青林。

整整一天，从尸坑中找到29具烈士遗体，连同院坝中找到的王敏遗体，一共30具，能在棺木上写上烈士姓名的仅王敏、江竹筠、李青林三人。

300口棺材装殓烈士遗体

据有关资料介绍:革命志士惨遭屠杀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北京，中央人民政府立即指示重庆军管会:查明详情，收敛遗体，清理遗物。

《大公报》报道了人们在电台岚垭挖掘烈士遗骨的情形。“挖出的这二十九具尸体，全部腐烂了。除江竹筠和李青林两位女志士忠骸被亲属认出，其他已无法辨认。”“这二十九具志士的尸体除了每人穿一件内裤外，连衣服鞋袜都是在殉难前被特务们强迫脱掉。第二天还有人看见特务们把那西装、毛衣等物弄到磁器口摆地摊出卖……”

经过数日的清理、挖掘，在歌乐山集中营范围内，人们总共发现尸体331具。当时对杨虎城、杨拯民等人遗骸辨认非常难，根据被捕获的特务交代，在磁器口找到曾经给杨虎城补过牙的牙医辨认后才得以确定。

厉华介绍，1949年12月1日，解放军大部队抵达歌乐山后，只见尸横遍野，对大屠杀现场进行封闭。12月5日，当时军管会贴出通告，要求脱险志士及家属前去报到登记，并以他们为主对烈士遗体进行辨认。同时调集了300口棺材来装殓烈士遗体，每个烈士遗体用3丈白绸裹尸、2斤酒精消毒。刚刚解放的重庆物资极度匮乏，人们竭尽全力，却也只能用这种最简单的方式收敛烈士的遗体。厉华说，当时按照家属意愿将英烈遗体就地或运回老家安葬，杨虎城将军和黄显声将军遗体分别被运回到陕西和北京安葬。

厉华说，对牺牲在歌乐山的英烈亲属，当时重庆市政府给予了一定抚恤，同时还向烈属颁发“革命烈士证书”。像王朴烈士的妻子被安排在市政府工作，邓小平等领导多次过问王朴家属情况并接见。部分烈属被安排到企业、学校工作。在农村的烈属由政府发放大约3担谷子，开县黄楠才烈士的妻子李世芸收到3担谷子后全部还给当地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