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南下工作团的平津地区知识分子，是以青年学生为主体。他们当中有不少中共地下党员、地下盟员(民主同盟成员)和在国民党统治区参加过爱国民主运动的领导骨干、积极分子及一般参与者。他们的出身经历、思想状况，虽然各不相同，或存在这样那样的弱点，但是从整体上、本质上来讲，他们爱国热情高，革命正义感强，文化水准较高，思想敏锐性较强，进取精神很高，接受能力较强。具有这“三高三强”特点的血气方刚的青年，当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火炬一经点燃他们的思想之火，他们就会在人民革命事业的火热的斗争面前勇往直前，义无反顾。

革命洪流

经过分期分批考试，平津两市近万名青年学生(文献记载是8600人，但有人认为南下过程中又曾吸收过一些青年)脱去各式各样的西装、长衫、旗袍和裙子，一律换上了草绿色的军装，成为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团员。

老团员梁思美在接受采访时说:“当年自己是满腔热忱，有一种献身精神。父亲不让我去，我就跟他顶嘴，说:你让你的学生参加革命，为什么不让我参加革命。女儿后来问我，你为什么把我出生在湖南而不是在北京。她不知道我们当年作为热血青年的选择。”

“下江南，下江南。取京沪，夺武汉，打到两广和福建，解放那同胞两万万……”这是当时北平学生中传唱最多的歌曲之一。据说，傅作义对青年学生踊跃参加革命的热情非常不理解。他曾问陶铸:“解放前我用美援的白面、奶粉供养北平的大学生，但他们还要反饥饿。我用中校军衔政治教官的优厚待遇招聘他们，也没人肯来应征。可是共产党来了，给他们吃高粱小米，大学生们不但不反饥饿，反而大批脱掉西装，打起绑腿，跑到你们部队甘当普通战士。这究竟为什么？我真想不通。”

南工团总团团部在北平东四头条华文学校内办公，每天前来报到的学生络绎不绝。陶铸看到青年学生热情参军的情景，十分喜悦，经常到大门口看看报到的情况，帮助他们拿箱子，带领他们办理入团手续，问长问短，并经常深入团员之中，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及时帮助解决学习、生活及思想上的各种问题。

南下工作团第一分团是最先组建的单位，前身是热河整训第四师第十五团和为部队培训政治干部的原东北野战军的政治教导团。赵卓云为团长，钟平为政委。下设秘书处、教务处、总务处和四个大队。3月12日，第一分团第一大队率先在华文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四野政委罗荣桓到会讲话。继而，二、三、四大队分别于3月18日、21日和4月3日完成编队，随即于4月8月齐集北平中山公园音乐堂隆重举行开学典礼。

对城市青年学生来说，到南工团后首先要过生活关。有的地方住宿条件比较差，有时连床都没有，有的只是八九人席地而卧的大通铺。吃的是小米饭和高粱米饭，很少有新鲜蔬菜，都是从东北带来的干菜，有西葫芦、南瓜、茄子、豆角等，一个小队十几个人围着一个菜盆蹲着吃。“主食是高粱米，焖得很硬、不易消化，多数人吃不惯。陶铸得知这件事后，让炊事班再做高粱米饭时中间放些大芸豆，焖的时间长一些。有人说，我们胖了，精神了，谁也没想到那难以下咽的高粱米还挺养人的。”

老团员们都说，虽然军营的生活很苦、很累、很紧张，但是大家都能自觉地接受改造，决心过好革命的每一个关口。

南工团青年工作队团员李文水日后这样说:“那年3月，我是经清华大学地下党的同志介绍参加南工团的。刚一发军装感到特别高兴，没想到上衣快到膝盖了，裤子也得卷几层，像个‘拉拖兵’。后来发腰带和绑腿了，把皮带往腰上一扎，衣服也不显宽大，人也神气多了。可是女同志都不愿打绑腿，觉得太土，打不好一跑步就往下掉。队领导耐心教我们打绑腿，讲它对行军的用处。不久，我们就学会了打绑腿，出操行军也轻快多了。”

南工团生活实行战时共产主义供给制，除发些极简朴的生活必需品外，每月只发极少量的零用钱。有些团员回忆说:“那时候没有什么薪水观念。参加革命还要什么钱？”一身军装、军帽、军皮带、裹腿，英姿勃发。身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的南工团团员十分自豪，有的还特地跑到照相馆照了一张行军礼的照片，寄给远在家乡的父母，还在背面工工整整地写上“将革命进行到底”等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