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咬着这么一句，不松口。

他们知道，如果这一次不坚持以后恐怕就没机会见到毛主席了。

周恩来没有办法，吩咐让北京军区出动汽车团，把观礼台上的红卫兵全拉到东郊的工人体育馆。红卫兵太多，汽车团跑了一趟，没有拉完，又跑了一趟。

周恩来给红卫兵们讲了一次话，并向他们保证:“你们不要走，下次接见一定让你们见到毛主席。”

工作人员说:真想不到群众想毛主席的心情是那么迫切，一看到从天安门上下来的工作人员，就抢着跟他们握手，说是他们跟毛主席握过手，跟他们握手，也等于跟毛主席握过手了。

有一个南方来的小女孩，毛泽东出来时，她上厕所去了，回来已经接见完了，小女孩一听说，当场就晕倒了，摔在地上。那时的人们疯了一般地要见毛主席，这种心情是我们现在不好理解的。那时人们对毛主席的感情确实不一般，当时的天安门哨兵卢燕财说，每天都有一队一队的红卫兵在毛主席像下宣誓。

他还亲眼看见一个外地的红卫兵因为来晚了，没有赶上接见，目不转睛地望着毛主席像足足望了一个多小时，仍舍不得离去。

红卫兵急于想见到毛主席，不仅仅没有见到毛主席的红卫兵提出要见领袖，毛主席也多次提出还要见红卫兵。毛泽东第一次接见了百万红卫兵后，还一直觉得不够，想更多地见到群众，埋怨筹备办公室不让他见群众，他那时有两句话，说“我愿意见群众，群众也愿意见我，就是你们………”这话说得工作人员都特别害怕，不让毛主席见群众，这是多么大的帽子呵。

其实让毛泽东见一次群众很困难的。天安门上走一趟看不清，下天安门城楼，又怕出事情。苏联的列宁在1918被枪击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可是毛主席一定要见红卫兵，工作人员发动起来，找了很多地方，都不合适。其实，组织工作是很不容易的。虽然是延续北京市历年五一十一的作法。只要一确定地点，两个小时之内，沿途每隔10米就出现一个已经接通自来水用深蓝色布围起的临时厕所，卫生站等一套程序等距离安排好了，组织是严密的、熟练的。但是，工作人员的压力特别大，都担心出事情，绞尽脑汁想了很多办法。毛主席经过的沿途高层建筑上都有安全哨兵，事先也进行了检查。就是在天安门城楼上，也采取了很多措施，负责接见事宜的筹备小组叫首都工作组指挥部，设在天安门城楼上，有30多部电话通向北京市的主要机关。毛主席的休息地用屏风截开，一般人不让进去。在天安门上的工作人员吃饭时不用下去，有人专门往城楼上送饭。更重要的是，在接见形式上每每翻新。为此，工作人员想了很多办法。北京军区保卫部长张德斌记得，1966年那一年接见太频繁了，他几乎脱离了部队，一天到晚在搞这件事，主要是组织太费事，而且往往是一次刚弄完马上又开始第二次。事先看地形，拿出方案，尽量让毛主席多见一些红卫兵，还不能出差错。一旦出事，那可不是闹着玩的，群众怎么摆？毛主席怎么走？还有那时老有被打倒的领导，谁能上天安门，谁不能上天安门，位置怎么排？如何见报？都要事先一一考虑周全。有一次，离开会只有十分钟了，陈伯达还没有到。周总理急了，发了火。到底来不来？不来，空一个位置怎么行？怎么向社会交代？万一开始后来了，没有留出位置也不行。工作人员说，打过电话，他说请帖收到了。总理说:不能光问收到没收到，还要问到底来不来。最后没办法，总理说不等了，开会。这时，陈伯达笑眯眯地来了，气得工作人员想翻白眼又不敢。

刚开始因为天安门上的摄影记者太多，好几十人忽拉一下子就严严地围住了毛主席，照个没完，太乱。周总理叫保卫组审查一下，哪些人可以上去，哪些人不能上去。没想到保卫组把毛主席和周总理熟悉的摄影记者都给刷掉了，只剩下两个人。

毛主席要与外国人合影，身边没有摄影记者了，跟总理一汇报，总理火了:为什么把他们铲掉？不让他们上来了？现在怎么办？

总理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来，赶紧临时调人。事后总结，总理又说:不叫他们上来，有什么理由？你保卫组长怎么当的？光靠秘书怎么行？第一次接见是周恩来拍的板，他说:“就安排在天安门广场吧。”接见完后当场进行总结，各个组都向周恩来汇报。总理抓得很紧，总结完后又研究下次接见的方案。参加首都工作组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大都来自总参和北京军区的作战和保卫部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要领导吴德以及兼着北京市委秘书长的黄作珍等也参加了。

每一次接见完，天安门广场上都要拉走一车一车的鞋子，踩烂的手表每回都有好几十块。

第一次之后，又有了第二次第三次以至第八次。每一次都要根据经验教训，四处勘测路线，再选择最佳的方案。在此期间，曾经选择过东郊的首都飞机场，因为道路拥挤，不行。又选择过动物园到香山，也是路太窄，不行，几个地方都是出入不方便，最后决定还是以天安门广场为主。第二次接见选择在下午5点40分。时间变了，接见的方式也变了。为了让更多的红卫兵把领袖看个清楚，采取了领袖到群众中去的办法。这一次，文化大革命打倒但那时还没有倒的三个最大的“走资派”刘邓陶都出来了，但这时，排列发生了一些变化，周恩来之后，是陶铸，然后是邓小平、康生，最后才是刘少奇。领袖们一律都乘吉普式的敞篷汽车沿着事先留好的S型通道进入天安门广场，最前面的是前导车，由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北京市以及公安部等领导同志在前面开路。毛主席在第一辆车上，他还是穿着绿军装。陪同他的有林彪、贺龙、谢富治、杨成武。第二辆车上是周恩来、陶铸、聂荣臻、江青，第三辆车上是邓小平、刘少奇，第四辆车上是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第五辆车上是叶剑英、肖华、王任重、刘志坚和张春桥。一共六辆车，缓缓绕场一周，然后毛主席登上天安门。

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时间是1966年8月31日。

这一次，毛主席接见了外地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大约50万人，正式肯定了大串连。中央决定，让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来，支持他们进行大串连。

如此一来，北京的所有大中小学，都成了临时旅馆。以后，机关单位也都腾出房子让给毛主席的客人住。北京师范大学住了很多吉林工业大学的学生，他们记得刚开始接见时秩序还好，但很快就乱了阵脚，大家都想挤到前面看看毛主席。毛主席的车一来到队伍前，就被喊着毛主席万岁的红卫兵包围了个水泄不通。学生一下子冲到车前，把后面的车给隔断了，维持秩序的解放军也被冲散了。解放军奋力挽起胳膊，组成人墙。毛主席站在车中间安祥地注视着沸腾的红卫兵。在前面的红卫兵仿佛在梦中，不知道是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呢还是真正的毛主席本人？他们都在怀疑自己的眼睛，因为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这时，站在毛主席左边的林彪对毛主席说:“主席，请你坐下。”毛主席没动。贺龙也说请主席坐下，他还是没动。第三辆车上的周恩来从车上跳下来，冲到毛主席的车后，大声说:“主席，请坐下。”这时候毛主席坐了下来，周恩来又挥动手臂大声对红卫兵说:“请大家让开！让开！”天安门城楼上也看见了这边的形势，江青对着话筒说:”请同志们保护首长的安全……”很快，天安门城门里跑步出来一队解放军，把混乱的队伍分开。接着又来了几辆北京吉普，把毛主席等人接走了。有一名红卫兵回去还没觉得什么，第二天一起来，感觉脊背痛得很，到医务室一看，医生吓了一跳，说你怎么受得这么重的伤？

是不是让人打了？他自己也奇怪，一想，才明白，昨天集中精力看毛主席，后面的人激动地用拳头捣他的背，他竟一点也不知道。

由于这次接见比较混乱，以后接见红卫兵，或是把人群安排在东西长安街两侧，或是由群众游行的队伍通过天安门的方式。

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是在1966年的9月15日，头一天晚上接到通知，第二天凌晨两点钟工作人员在历史博物馆的小会议室开了会，由国务院的同志安排毛主席接见的具体时间、路线和方式等。会一散，工作人员就来了天安门广场。这时候，长安街已经用白粉划出了很多方块，每个方块都有一位联络员，负责对自己这个方块的红卫兵进行加强纪律的教育。要求大家不能往长安街上拥，要听从指挥，并让大家交出水果刀一类的危险品。等待接见的队伍都编成了连排班，还选好了班长排长和连长。下午5点15分，开始不久就华灯齐上了。这一次是参加大会的数十万师生按大会的指挥，有秩序地向南移动，让东西长安街两侧的师生进入广场。在调整期间、领袖们进入休息室休息，直到8点15分，才又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