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邓小平在“文革”中对科技教育领域的整顿实际上成为结束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滥觞

“文革”初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方兴之时，就直接地冲击到邓小平的家庭。他的二女儿邓楠，由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插队到陕西省林县高寨村；他的小女儿邓榕，由北京师范大学附中（高二级）插队到陕西省富羊县羊泉公社郭家大队；他的小儿子邓质方，插队到山西忻县奇村公社李村大队。邓榕谈及插队生活的感受时说:“历经了那非常时期的世态炎凉。”被放逐江西的邓小平同千千万万普通知青的父亲一样，亲身真切地饱尝骨肉分离之凄苦。他曾为当知青的儿女们的到来欣喜万分，也因儿女们不得不返回生产队而备加郁闷，以至发生晕厥。后来，邓榕入江西医学院，后转北京医学院，邓质方入江西工学院，后转到北京大学物理系，双双成了“工农兵大学生”。为此，邓小平会对“文革”中的“大学生”的实际水平及造成这般样子的原因有所了解和洞察。诚然，作为一位心底无私的伟大的政治家，无疑他是从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高度来审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但在探究邓小平对这场运动的真实认识及其演化轨迹时，还应当考虑到他和他的家人他的儿女们与这场运动的直接关联。

1975年初，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于1973年春重返政坛的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这新的一程铺满荆棘的政治生涯之始，邓小平就明确指出:“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问题。”“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在他的主持下，各个领域进行了全面整顿，开始了拨乱反正。鉴于整顿是以贯彻毛泽东主席三项指示为纲的。即要学习理论，防修反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兴起的动因主要在于政治，就是为了反修防修。故尔，在全面整顿中，邓小平还远远没有拥有直接地全面地深刻地重新认识这场运动危害性的条件，更没有拥有彻底解决这场运动所产生的种种棘手问题的条件。但他已从国家和民族长远大计出发，揭露了由知青上山下乡运动造成的某些突出的危害，并提出了减缓危害程度的具体措施。如果说，林彪事件的爆发，实际上宣告了“文革”错误理论的破产，促使人们在思想上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提出质疑，那么，邓小平的全面整顿特别是在科教领域的整顿，标志着不仅在思想认识上，而且从行动上开始补救这场运动的危害。

邓小平重申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他清楚地认识到，科研工作跟不上，肯定要拖四化建设的后腿，因此，决定“要好好议一下。”他尖锐地指出:“现在科研队伍大大削弱了，接不上了。”“要后继有人，这是对教育部门提出的问题。”“有些大学只是中等技术水平，何必办成大学？”科研上的后继无人，直接原因出自教育。由于上山下乡运动及其政策的硬性维持，大学仍不能直接从高中毕业生中招生。这样的导向必然大大挫伤初高中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更不会普遍立下以科技兴国的志向。相反，“现在相当多的学校学生不读书”。进入大学的“工农兵学员”们，水平参差不齐，整体水平堪忧。许多大学对许多学生不得不扫盲，教授要从一元一次方程甚至分数概念讲起。这样的大学办成中技校就不足为怪了。“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邓小平这一判断是极有远见的。他以极大的胆魄提出周恩来曾提出过的主张。

邓小平在全面整顿中鲜明地提出:“选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入学。”这是有益于国家和民族长远大计的真知灼见，它如真能诉诸实践，将会使成千上万的中学生不必上山下乡径直入大学殿堂，激发成千上万青少年为实现四化而刻苦读书、钻研科学文化知识的热忱。当然，如真这样了，肯定会形成对上山下乡这一“新生事物”的强烈冲击，也肯定会受人以柄，招致邓小平的政敌——“四人帮”之流的猛烈攻击。面对巨大风险，邓小平大无畏地说:“这样做要是犯错误，我首先检讨。”

在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这样写道:“文革”中一千六百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批知识青年在青春年华失去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生长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长远的困难。主持1975年全面整顿的邓小平当时一定认识到了这一点，这是他认识逻辑所决定的。实现四化的关键在于科学技术，科技水平落后问题出在于教育上，教育水平不高同招生制度不合理紧密相关，这些又同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由于邓小平的第三次被打倒，使优秀高中生直接上大学的设想未得实行，有关知青上山下乡的政策便没能相应做出大的调整。而邓小平的主张直指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弊端，引导人们对这场运动作更深入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