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讲的是大道理

中央发给云南省革委会并转各国营农场的三条指示也是在12月25日发出的，第一条要求坚持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形成的文件；第二派出调查组前往云南，就地听取国营农场青年职工的意见；第三是知青必须停止阻拦火车、妨碍铁路运输的行为。

在和知青代表交涉后，调查组分成两路到事态严重的西双版纳、德宏进行详细调查。

西双版纳农垦分局最多时有3万人罢工。西双版纳的书记汇报说，闹事的分成四种人:自觉自愿参加罢工的骨干，有64人；随大流的，这样的人多一些；上工受围参加罢工的；不参加罢工但是请病假、事假在家不出来的。去勐腊的公路也被挖断了，好几十辆军车被堵在那儿。那时候边境紧张，铁路断了，公路断了，事态很严重。

我们又分了八个工作组去八个农场。我向这些农场的书记、场长说，知青停工期间工资也要发，中央讲的是大道理。也有痛快的办法，动用军队，但那是“四人帮”的做法。

我做工作以来，从来没遇到这样的事，狗咬刺猬，没法下手。但是要学诸葛亮不能学张飞，这是人民内部矛盾。我跟他们说，有冤假错案由落实政策小组解决，这个小组可以有知青参加。

我去农场，知青住的房子都要倒了。每天吃三两白水萝卜，一年六两肉，不到三两油。东风农场说一个女知青偷东西，押着游街。知青到了农场，管理不好，又有人违法乱纪，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矛盾很深，这不是坏人可以煽动起来的。结果1月8日，告诉我们勐定农场绝食了，知青一天就发了200多封电报，让我们去。我们从晚上8点出发，跑了一夜一天，终于到了勐定。

1月10日上午，我们和知青代表谈话，他们说，您见见大伙吧，我说那就见见吧，把中央的政策说清楚。

那是下午4点，好像在农场招待所前边。那一大片孩子啊，都跪着，有好几百人。他们哭，我也哭。我来晚了呀！我打了几十年仗，解放都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有这样的情况！

我跟知青们说，我也有孩子插队，我也是知青家长，我一定向中央反映你们的情况。我说这个话是从内心里说的。我在北京做地下工作，两次被国民党抓住。我就是为了让孩子们过上好日子！我跟孩子们说，你们先回去，这里晚上冷冻出病来，把身体搞坏了，将来回城也没法工作了。你们要给我们解决问题的时间。

现在要大治了

就在国务院调查组到云南的时候，知青代表也于12月27日到达北京。国家农垦总局给他们安排了医疗、食宿，每人还发了崭新的军大衣。知青代表提出希望见到邓小平或者其他国家领导人，1979年1月10日，他们见到了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和民政部长邓子华。

王震说，搞了这么10年，你们本来应当好好上学的，也给耽误了。你们也是受害者。现在要大治了，我们再也不能允许那种动荡不定的无政府状况出现了。

1979年1月23日，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原则同意国务院知青办1月18日报送的《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青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出的六条意见。

从勐定农场回到西双版纳，我们和所有调查组负责人、农场负责人开会。我讲，对于知青问题，过去我是希望保持稳定的，但这次来调查，我的看法改变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一次要好来好去，不要再搞个乱七八糟。

调查组开会，就是上海、北京、四川这些个知青多的地方的同志在一起商量，怎么解决问题。知青的要求很简单，让他们返城就能解决问题。但是，上海的同志觉得有困难。那时刚拨乱反正，上海刚喘了一口气，这么多人一下子回去，他们有压力。

回到昆明，我和安平生同志谈话。他说云南省委有办法解决知青问题，就是需要下个决心。四川省委提出的方法，云南省委也同意。我们就给中央打了这个电报:在自愿的情况下，愿意留在农场的欢迎。我们当然希望多留知青，好好搞建设。不愿意留下来的都走。这个就是我们调查组的意见。争取分四批两年走完。我们和上海、北京的同志谈，开始他们有担心，但是事情就在这里，必须让知青回去。谈了几次，后来他们也同意这个意见。

云南省委后来又开了两次常委会，开始谈怎么安排知青离开农场。需要有时间安排，需要有手续，分批走。

在昆明给国营农场党委书记开会。我说这个会本来是应该集中学习三中全会文件，实现工作中心转移，迎接新的经济大发展。但是出现了更迫切的问题。知青闹事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要采取正确办法，是可以解决的。我们要把三中全会的精神吃透，振奋起来。我这次来，还带了规划组、机械化组，我们还是要办好国营农场。

大家都知道该让知青回来

1979年2月到5月，云南农场知青返城率达到90%以上。到了1980年，云南农场的知青只剩下3000多人。返城潮随后遍及全国。

1980年，中央书记处决定，从这一年暑假起，应届毕业生不再上山下乡，上山下乡运动就此终结。

后来在国家农垦总局的碰头会上，我总结说，知青不仅是云南的问题，新疆、黑龙江、上海、北京都存在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工作中心转移都有困难。

不让知青上山下乡，难在哪呢？它是毛主席定的。但是把那么多知青派去了云南，吃不饱。后来动荡了，政策就更乱了。政治形势好了以后，人们都希望改变这个做法，当然也有人反对。所以知青工作会议吵得很厉害，最后还是没让知青回来。但是1978年拨乱反正了，大家都知道该让知青回来。所以我去云南解决知青问题，不是我个人的功劳。我是执行党中央的决策，这个功劳是党中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