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没有工业，便没有国家富强”——毛泽东的“工业化情结”

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目睹并感受了旧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满目疮痍的惨状和屈辱。同近代以来无数志士仁人一样，励精图治，救国救民，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成为毛泽东由来已久的心愿。

还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 又说:“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方面为“国家获得工业化的基本条件而表示高兴，表示庆贺” ，另一方面他也深知，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要真正实现工业化，必然任重而道远。他指出:“中国民族和人民要彻底解放，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而我们已做了的工作，还只是向这个方向刚才开步走。”

1953年，随着“一五”计划的实施，国内开始进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对此，毛泽东提出“准备以20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 。同年6月，他对国家工业化作了这样的表述:“什么叫国家基本工业化？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至少要达到51%，或者达到60%吧！按照苏联的经验，工业的比重要达到70%才算工业化，我们现在还差42%。我国的工业化，工业比重也要达到70%。”

1956年8月，在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八大召开前夕，毛泽东情绪激动地讲了一番话，他说:对新中国来说，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毛泽东迫切希望改变中国工业落后的现状，是同他仍然担心旧中国“落后挨打”历史重演的忧虑联系在一起的。他提出:“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

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在修改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稿时写道:“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

毛泽东这种不甘落后、谨防挨打、奋起直追的意识，不仅同他本人对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认识相关联，也同当时党和人民的普遍愿望与迫切要求相一致。特别是他对“大跃进”的解释，有助于人们从近距离理解和领悟毛泽东为尽快实现国家工业化、进而发动经济建设“大跃进”的缘由和初衷。

在希望加速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同时，毛泽东已考虑到农业、轻工业等相关产业以及文化事业的同步发展。还在建国初期，他就指出:“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 “一五”计划完成以后，毛泽东更加注重发展农业，强调:“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要搞好工业化，就应当这样做。” “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

经过“大跃进”的教训，毛泽东对中国经济建设规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说:“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

1964年底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宣布“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个目标的两步走战略。这个目标和步骤，尽管今天看来仍存在某些缺陷，但它毕竟反映了党和毛泽东十几年的艰难探索和实践，凝聚了全国各族人民为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奋斗成果和经验。其间，在一个拥有几亿人口的东方大国，成功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就为后来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