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清华夜会“右派”

田炳信:1966年聂元梓的大字报出来后，北京从各部委抽调了500多名干部组成工作组。清华大学是谁去的？

蒯大富:组长是经委主任叶林，顾问是少奇同志的夫人王光美。当时我们都没想到主席和少奇之间有矛盾，他们可是国家最高领导人啊。我不过是从农村出来的，后来把刘少奇打倒了，大家都说蒯大富当年最早看出了路线斗争，那是吹牛，不可能。工作组进校后，秩序立刻就恢复了，说实在的也没错。

田炳信:你当时是什么职务？

蒯大富:班上的“文革”小组组长，每个班都有的。之前是清华大学广播编辑组的组长。

田炳信:舆论工具，笔杆子啊。

蒯大富:当时工作组的第一反应就是1957年的“右派”又回来了，蒯大富就是“右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可能和刘少奇站在一条线上了。我们和工作组斗争，工作组就开始围剿给他们提意见的人，速度非常快，效率非常高，到最后我们都感到自己就是反革命了。清华打了800多个反革命，我是头，第一号，叫“蒯派”。

田炳信:工作组把你树起来了，当时念大几？

蒯大富:大三，当时我已经准备着要被送劳改了，可做梦也想不到在外地的毛泽东突然就回北京了，刘少奇还以为毛是来支持他的，可毛回京后却说:“看到北京各大学学生运动被阻拦很痛心。谁镇压学生运动啊？北洋军阀镇压学生运动。”风向变了，谁也想不到，刘少奇于是赶快把我给放了。

田炳信:当时把你关起来了？

蒯大富:隔离审查，关禁闭，像现在的“双规”。几天后的7月29日，毛泽东说:“明天召开北京市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学也可以参加，比如说清华大学的

蒯大富。”这事是贺龙的儿子贺鹏飞告诉我的，他跟刘少奇女儿刘涛两人都是清华“保皇派”红卫兵的头。当时我连反革命的帽子还没摘啊，兴奋得不行，后来就去了人民大会堂，见到毛主席就表示不是反革命了。

田炳信:会堂里有多少人？

蒯大富:三层楼，1万5千人哪。

田炳信:当时哭了没？

蒯大富:没有。7月30日，贺鹏飞又通知说，今晚吃完饭到甲所来。甲所是清华最高级的一个小院子，当时唯一有沙发的地方，专门接待外宾。我问干嘛？他没说。晚上7点我就去了，一直没动静，我坐着也困了，大约10点钟就倚在沙发上睡着了，还打呼噜。大约是31日的凌晨2点，贺鹏飞把我推醒了说:“找你说话的人来了。”我揉揉眼睛赶快坐起来，只听门口一辆小汽车经过，跟着轻轻的脚步声就到了门口。一推门，我给吓坏了。

田炳信:谁来了？

蒯大富:周恩来。我做梦也想不到这个时候周总理来了，我还没平反呢，而且是凌晨2点。我说:“总理，您怎么来了？”周总理问你是蒯大富？我说是，他说你坐。可我哪敢坐嘛。

田炳信:你就站在那？哆嗦？

蒯大富:真哆嗦，草民啊，没见过大人物。

周总理说“请坐，请坐”，我还是不敢坐。他的秘书孙岳说“总理叫你坐你就坐嘛”，我只好半个屁股欠在沙发上。

田炳信:哎呀，现在下级见上级都那样，原来都是跟你学的。

蒯大富:反正就是那个感觉。坐下后，总理说:“主席和中央派我来，想听听你对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你从现在开始给我讲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事情，我向你保证，听你讲完最后一句话”。这是总理第一次向我保证啊。

田炳信:你很紧张吧？

蒯大富:简直不知所以。后来我镇静一下说:“总理，我向主席和中央保证，我下面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我的真实的想法，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然后就开始讲。孙岳会速记，一字不落地全部记下来，刚讲了两三分钟，周总理也拿起个本子来记，他有时会打断我一下，说“这个再重复一下”。一会儿贺鹏飞进来了，他不叫“总理”，叫“周伯伯”，说:“周伯伯，我想进来听蒯大富汇报。”总理说:“我今天就听蒯大富一个人汇报，你出去吧。”把他赶出去了。过了20分钟，贺鹏飞又进来说“周伯伯，我们还想听蒯大富说”，他跟王光美熟，怕我告工作组的状。周总理说:“我都跟你说了，我就听蒯大富一个人说。你不许进来了。”从凌晨2点到5点，我汇报了3个小时，太阳都出来了。周总理就说:“我下面还有个会，今天咱们先说到这，我知道你还没说完，今晚我们在人民大会堂继续说，我派车来接你。”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之谜

田炳信:你当晚又去了？

蒯大富:晚上7点我到了人民大会堂，坐下一刻钟不到，周总理领着两个50多岁的人来了，说:“这位是山东省省委书记，这位是你们省的省委书记，我带他们听你说话你不会反对吧？”一个总理两个第一书记，我敢反对吗？然后我就继续告工作组的状，从7点讲到10点又讲了3个小时。我说:“总理，我讲完了，我向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我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都是真实的想法。”

周总理说:“我马上向主席和中央汇报。谢谢你了。我今晚还有个会，没空陪你吃饭了，我请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同志做了点夜宵，马上送来，再见。”然后和我握了下手就走了。你们注意啊，这天是1966年的7月31日。8月5日，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就出来了，给刘少奇以致命的打击。所以我想起来啊，有点对不起刘少奇。

田炳信:这大字报真是毛主席写的吗？他是写在一张大字报上还是写在什么稿纸上？

蒯大富:这到现在还是个谜。

田炳信:写在纸上还是真写大字报，这是两个概念。

蒯大富:我没见过，也没人证明看到过。

田炳信:你都没看到，估计能看到的人也不多了。

蒯大富:我只承认文化大革命是两年时间，叫“狂飙年代”，我们正好处在风口浪尖上。

田炳信:我说得没错，你是个在文革浪尖和人生低谷摆渡的人。我说历史只有一只耳朵，很多东西进去了出不来……

蒯大富:薄一波当时问过我:“蒯大富，你是‘左’还是‘右’？”我说:“我是‘左’。”他说:“你极‘左’了就变‘右’了。”2002年，我独自去了一趟延安，在黄土高坡上，我第一次看到延安的宝塔山，让我十分震惊的不是熟悉的具有革命象征意义的宝塔山，而是刻在宝塔塔檐上的四个字:鸟瞰红尘。这是一种超脱，一种大度，一种局外的感觉。历史就是历史，不因你喜欢，他就像印钞机般大量地印刷；也不因你厌恶，他就像夜幕中的流星转瞬即逝。我想，事情过去28年了，许多事情的真相也大白于天下。从搜集历史碎片的角度，作一真实的记录，总比写那些歌星的绯闻、政客的无耻、商人的逐利故事更具新闻和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