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女人”的危险报道

胡舒立曾说“记者的天性，就是探索和报道真相”，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真相都那样容易被暴露，在这方面本着“独立，独到，独家”的办报方针，《财经》创办的11年里作出一系列推动改革、引发社会公义的重磅报道，胡舒立在2005年对《纽约时报》记者这样描述自己的心得:“我知道如何把握报道的界限，我接近界限，甚至推动它，但我绝不会跨越它。”

胡舒立被《商业周刊》称为中国证券界“最危险的女人”，源于2000年10月《财经》杂志发表的《基金黑幕》，这篇把矛头直指中国几乎所有的基金管理公司的文章，揭露了许多基金界腐败现象，引得十家基金公司在《中国证券报》等三大报上联合发表严正声明，还有人扯起“基金是改革开放新生事物”的旗号给《财经》施加巨大压力，胡舒立的反应是用义正辞严的《批评权、知情权和新基金使命》一文指出“公开、公正、公平”才是基金行业里最高道理，这篇报道直接触发了持续一年多的股市大讨论和监管当局一系列严厉措施的出台。

2001年8月的《银广夏陷阱》始于一位《财经》记者在浏览海关记录时发现，中国最大的上市公司之一银广夏股份在网上发布了一则伪造的8700万美元利润单据。这则报道的政治风险很高，因为当时这家公司的股价正在直线上升，江泽民主席和其他领导人刚刚访问并高度赞扬，公司的CEO甚至想要收购《财经》杂志以阻止报道，王波明第一次在出刊前给他的老朋友、时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的王岐山打电话，后者问:“这则报道是真实的吗？如果是真的，那就出吧。”报道刊出几小时后，银广夏的股票被停牌，公司高管们先后被送进了监狱。

为《财经》赢来“年度杰出国际调查新闻奖”荣誉提名奖的是SARS系列报道，这也是胡舒立所带来的《财经》第一次跨出单纯的财经市场关注公共领域事件。2003年初，在卫生部要求下，内地媒体对SARS的蔓延普遍选择沉默，记者曹海丽却从香港火车站上几乎每个人都戴口罩的情形敏锐地觉察到情况的严重，胡舒立判断:“如果这事不是被绝对禁止的，那我们就要做。”于是4月份《财经》最早详尽报道了SARS事件，同时也是最早进入疫区实地报道，并推出每周一期的SARS特刊。

2007年1月的《谁的鲁能》，是值得胡舒立和所有《财经》人骄傲的报道，尽管他们为此受到很大的处罚。这篇报道讲述了山东的超大型国有企业鲁能集团借“转制”之名悄然落入私人手中，超过七百亿人民币的某些势力在此事件里的主导与博弈，引发从高层到民间的强烈反响。结果，这篇文章迅速在网络被封杀，上摊的杂志被人有组织地大批收购，国内几家主要门户网站事后透露的确“受到压力”不得不撤下相关文章，《纽约客》中描述“《财经》上海记者站的员工被要求用手撕掉杂志……每个人都觉得被羞辱了”。

这“危险女人”的一系列“危险报道”，一以贯之的是如展江所概括的“欧美新闻气质”，钱钢接受本报采访时评价《财经》:“在中国是最好的媒体，代表了中国新闻界对未来的一种探索”。

舒立文化

一个原《财经》资深员工描述:“《财经》本质上没有企业文化，如果说有，就是所谓的‘舒立文化’。一个人影响力足够大，她的方向就是企业的方向，她的性格就是企业的性格，甚至她的文风就是杂志的文风。”在中国，或许某一时段某一领导对一个媒体产生很大影响，但像胡舒立这样11年人刊合一的，绝无仅有。“舒立文化”的影响，已经超越了《财经》本体，她让人知道还有这样的记者可以做，还有这样的刊物可以办，还有这样的杂志可以读。

《十亿消费者》里以西方特有的修辞手法写道“一当人们听说胡舒立要开办一本新的杂志，全中国的记者都发来了应聘邮件。”事实是，《财经》努力为全中国培养更高规范的财经报道人才。从1998年创刊起，《财经》联合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每年选拔10名国内优秀记者进行“财经新闻”方向的3个月脱产培训，《财经》负责所有费用，包括教学、住宿、生活费等。至2008年，这个被命名为“《财经》杂志奖学金”的项目受惠者累计达100 人，多数培训后成为各媒体机构的中坚，他们聚会时的对联成为此项目宗旨的最好阐述—“十年财经、谈股论金、激浊扬清、每有佳篇惊天下；百人聚首、笃学求实、铁肩铮骨、常怀壮志报神州。”

《财经》所坚持的内容与经营独立分开的准则，曾极大挑战中国媒体的运营规则，在大多数媒体的采编屈从于广告经营、甚至出现拿负面报道“扎钱”的做法时，《财经》严格地抗拒着广告对内容的干涉，《财经》记者何华峰曾对媒体透露，当年农行投一个现金20多万的广告，唯一要求是能否将一篇批评农行的稿件推后，胡舒立的回应是“广告不要算了”。在联办的雄厚财力支持下，熬过早年亏损的《财经》，迎来了品牌强势时期，每年广告额达2亿，能够在《财经》上登广告是一家企业有实力的表现，《财经》经营甚至可以强势到指定客户几点来，如果客户早到，很可能会被“指责”影响了休息，所以据说有一年《财经》总经理的会议发言是“我们今年要改变呀，以后不能再欺负客户了”。

办了11年，《财经》也没有变成大众流行读物，相对艰深的内容、专业的选题、精准而略显枯燥的表述，使得它多半出现在各行各业决策人、分析家、学者的案头，或被依赖《财经》自觉获取知情权的读者买走，可它散发的影响力是巨大的。《财经》学术顾问汪丁丁在为《财经》十年所著文章中写道:“《财经》乃民间社会一株小草，它与民间力量一起成长。它相信，只有民间力量的成长，能够有效地遏制‘大政府’与‘大公司’的垄断倾向。也是基于对民间力量的信任和对公共空间的渴求。”用胡舒立的话说，《财经》是一只啄木鸟，永远在敲打一棵树，不是为了把树击倒，而是为了让它长得更直。

树还在生长，啄木鸟却飞走了。2009年11月胡舒立及其团队的大辞职，为持续近两月的《财经》人事纷扰画下句号。尽管联办与胡舒立团队的分手根源只有当事人最了解，但在网络曝光的联办文件、一份7月17日下发的对《财经》管理方针文件中，对采编独立权的全面收回，无疑触及了胡舒立的底线。胡舒立曾说，是因为没有一个好平台，所以她才出来办《财经》，所以当良好平台不在时，她选择了离开。

与此同时，财经网上被统一冠以“综合专稿”的更新稿件，标志进入“后财经”时代，不过关心胡舒立及其团队的人仍能从胡舒立11月15日财经网最后一篇博文里（她的博客与其他辞职的记者博客很快被关闭）看到希望，这篇名叫《我走了，再见》的博文中这样写道:“好在我们坚信这是个充满机会的时代。机会意谓着希望，也意谓着压力。没有理由放弃，就是因为机会总在那里。”

（本报记者宋阳标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