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求学北京的愤青

后来的陈丹青，甚至在南京的一个骨灰盒厂干过一段时间，不过，他同时依然还在磨练着自己绘画的触觉。

1978年6月，中央美术学院恢复招考研究生了。不少朋友都劝陈丹青去试试。这个没有上过中学、大学，全是自学的小伙子，以一个美术爱好者的资历，走上了考场。

不久之后，成绩下来了。陈丹青的专业考试和论文都受到中央美术学院老师的高度赏识，而外语，则是个零蛋。幸好，当时这门外语只是一个参考成绩，不做具体要求。就这样，一份通知书寄到了陈丹青的手中，他被录取了。

当陈丹青接到通知书的时候，小伙子居然失声痛哭。后来人们问起当时的感受的时候，他说了这样一句简单的话:“我突然觉得天开了一条缝。”

来到北京，陈丹青上了靳尚谊的第一堂课。大家都等着靳先生讲点什么，突然靳先生伸出右手掌，一句一句道:“你们看，手！皮下面是肉，肉里面是筋，筋里面是脉络，是骨头。你画这只手，就要画出皮、肉、筋、脉、骨！”

一句话，似乎没有理论，但对于陈丹青却有醍醐贯顶的意味。接下来的两年研究生生活，他把全副精力倾注于油画笔上，在毕业的时刻，他交出了一份最好的作业——“西藏组画”。这七幅画，与罗中立的《父亲》并称为中国当代美术史的里程碑。

评论当时的日子，陈丹青用了两个称呼:学生，愤青。学生自不必说，而对于愤青，他这么解释道:“我在北京上学时，但凡见到海外来访的华侨或所谓‘美籍华人’，他们远远出现在走廊，我就讨厌，掉头走开。”

也许真是岁月弄人，这位极讨厌“美籍华人”在研究生毕业两年后，也飞到了大洋彼岸，一去十八年。

一个迷茫纽约的“风尘女子”

自己的这些年，陈丹青用“老知青、盲流画家、风雪中的风尘女子”三个阶段来形容。

老知青自不必说，盲流画家、风尘女子，则都要从纽约说起了。

中央美院研究生毕业之后，靠着《西藏组画》已经一炮走红的陈丹青留校当了老师。可是一年多之后，他想去西方看看大师们的欲望越来越强烈。终于，走过一个长长而狭窄的走廊，他拿到了去美国的签证。

拿到了签证，他又感觉像是要去插队了，就又在中国多赖了三个月。

到了美国，看到了无数的原作，看到了众多大师，可精神食粮毕竟不能解决温饱问题，陈丹青需要卖画为生。他是第一个与美国画廊签约的中国画家。

瓦里森德利画廊位于纽约的五十七街，老字号，有一百多年历史，老板到过中国，非常欣赏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别人告诉老板这个人就在纽约。所以陈丹青还不知道画廊怎么回事，还没想到找画廊就已经与老板面对面了。

老板允诺第二年给陈丹青开个展，要二十张画，不规定题材。他很自然沿续了在国内的创作，第一次给了八张小幅的西藏人头像与风景画，很快卖掉了。

1983年6月，陈丹青的个人画展成为中国当代画家在美国举办的第一个个展。他从不揣摩买家的喜好画画，没有这个过程，他一直在自己的过程里。除了开初的“美术馆消化不良症”外，很少应酬聊天，像老鼠躲在窝内，成天干活，作品比国内时多得多。

陈丹青把这种完全依靠画画谋生的生存方式称为“盲流画家”。

20世纪八十年代末，陈丹青不再画西藏，素材与“激情”耗尽了，他也不再与任何画廊签约。他了解如何在市场里活下去，但他不想走完全市场化的路，只想画自己想画的东西。

陈丹青付出了代价。那些年的收入非常有限，太太不得不放弃绘画去搞设计。这样的日子又持续了好几年，

渐渐的，在坚持自己的感觉之后他，他又能创作出有商业价值的作品了，陈丹青这个时候开始知道了:他无法对抗市场体制，他原来对抗的是他自己。

于是，陈丹青戏称自己为“风雪之中的风尘女子”，角色没变，只是脾气不太好。他不反对卖画，也期望遇见恩公真能把画的妙处比划得恰到好处；正如同即使红尘中的女子，总还希望有一个知己突然来临。

陈丹青从来没有用“叶落归根”这个词语来解释他出国十八年后突然回来的原因。不过，他就这样回来了，从画家，变成了教授、博士生导师，以及画家。

他的声音，更多地为国内人所听到，而最响亮的，是在不久之前，他对清华说:“在这个体制下，我干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