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难

——她来了。那个在上海工厂培训时，曾经给“四人帮”爪牙马天水写血书“不当工人当农民，不拿工资拿工分”的北京退职年轻女工红姑娘。

每次山外来人，她抢先做自我介绍，记者采访，她挤上去抢去抢镜头。上山才一个多月，她就把蔡立坚搞封山育林作为反大寨的罪状直接上告了国务院知青办；没多久，她又亮出了把村子所在的阳坡推平“造平原”的大干方案。她在回北京接知识青年时公开扬言，就是要用新人的正气压倒老知青们的“邪气”。

红姑娘直接投书地、省、国务院三级知青办告蔡立坚的“反大寨”和“右倾保守”，弄得全体知青很是反感。人们正打算看此女士将如何改变杜家山时，她突然得急性肝炎回京养病。病愈，县里干部将她弄到知青办帮忙，每月有30元固定收入，而此时杜家山知青的年分红仅四五十元！她后来也回过杜家山，是提着大篮子到鸡场为自己低价收购鸡蛋去的。—个苦干实干，一个坐享其成，大家从此便更加敬重脚踏实地的蔡立坚了。

“四人帮”垮台后，这个红姑娘一面求人烧掉自己档案中写给马天水的血书，一面穷追不舍地狠批蔡立坚，不久趁工作之便病退回京。

——“看，怎么样，我给你们又带了个头儿吧！”这便是那乱世“英雄”理直气壮又“杀”回城时留给知青们的赠言。

泪水

听着“四人帮”垮台的消息，蔡立坚流着激动的眼泪——10年了，从1966年的混乱时期，她就在苦苦地期盼着国泰民安的这一天！为了全力以赴迎接杜家山的新春天，她与和平相约北京，打算在父母身边平平和和地度过第二个产假……

1977年初春，在全国广大知青重新面临抉择生活道路之际，蔡立坚抱着产后42天的儿子踏上了西行列车。车厢里很挤没有座位，她只得抱着儿子站着。眼下，县里催她急速返回尽快地“说清楚”，不允许她休满产假！

与全国大好形势相反，那时山西依旧进行着人为的激烈派系斗争，即“学大寨”和“反大寨”两派。所谓“反大寨”派，实际上从来就不反对学习大寨的艰苦奋斗精神，只是对盲目效仿大寨一切的做法有疑义，有人直接把这顶政治黑帽子扣在了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抗日战争年代就成为劳动英雄的老前辈李顺达头上。仰慕陈永贵大叔的蔡立坚，自然也同样仰慕李顺达大叔，由于杜家山始终没有摆脱贫穷的阴影，蔡立坚一直愧与陈大叔、李大叔交往。只因为赞许顺达老人“山区有山区的特点”、“山区学大寨，重在学精神”的说法，顿然就成了“四人帮”在知青战线上的“黑干将”、晋中地区“小四人帮”成员之一、“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大寨”的三反分子。她的省、地、县乃至大队的所有职务一撸到底，“问题”一查就是3年！

“回来吧，立坚，你是咱杜家山人！”大家热情地迎接着她。农户们特地送来了肉、鸡蛋；巧莲嫂每天甘愿为她擀汤面；夜里，二大娘边陪她掉泪，边劝她别哭坏身子。队干部专门请人帮着蔡立坚看护幼儿，并给这位看护老人记工！山外有人曾上山鼓动知青们批蔡，年轻人群起而攻之，就连那洋洋万言批蔡文章也被山上的老牛当草嚼了咽了！多少年后提起帮她度过难关的杜家山，蔡立坚依旧泪水涟涟……

下山

即将进入20世纪80年代时，上山下乡已经淡出了人们视野，大家也渐渐地忘记了那个“杜家山上的新社员”。可是，当时负责知识青年问题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同志就没有忘记，老人家曾经亲自关心过她的事情:在蔡立坚被“挂”起来的第三年，国务院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的两位处长亲自上了杜家山。

处长们来到山上时，蓬头垢面的蔡立坚正像山里的农户婆娘一样趁着劳作的间歇在地边儿收拾柴草。眼见着“新社员” 年华未暮，容貌先秋，他们心里很是沉重。他们还看到了蔡立坚惨不忍睹的家:几床单薄破旧的被子，一个用石板子支成的桌子，墙上存留着大片大片潮湿的水印子……乡亲们还告诉处长们:她蔡立坚就这么十几年如一日地如此苦干，可是还欠着一屁股的债务，她就是山区“重粮食、轻林牧”错误决策的最直接受害者啊！

面对中央政府派来的干部，满脸是泪的蔡立坚没有谈自己，她谈的是知青们:尽管一直艰难，可是杜家山团支部、民兵连的红旗没有倒，知青们几乎承担了山上的全部生产任务，他们使这里的可耕作土地面积扩大了好几倍，粮食产量翻几番，大家还为村里修了路，引了水，盖了房，旋了窑，种了树……最终还是一贫如洗，可大家谁也没有因为自己的坎坷而要求任何照顾……

在座谈会上，两位处长要求蔡立坚必须服从组织安排，下山当国家干部。立坚不肯，满怀深情地讲起了一段旧话:1969年作为上山下乡知青代表参加国庆观礼时，周总理曾叮嘱过她“要在农村干一辈子”，她向总理做了保证。她对北京来人承诺，无论周围的环境发生怎样的变化，自己绝不食言！

“……可是，小蔡呀，如果周总理能够活到现在，根据国家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他老人家也绝不会让你再留下去了。”两位处长非常动感情，他们是这样解释的。

“如果……也……”，这个关联词如此解释下去，立坚还能再说什么呢？

这年，蔡立坚怀着极端复杂和沉重的心情下山了。村里为她开了欢送会，立坚含着眼泪检查了自己工作中的欠缺处，请求大家原谅。她，实在实在是说不下去了……老实巴交的庄户人全都扑簌簌地落泪了:“妮呀，道啥歉？这么多年，就是块冰石头也早就应该焐热了，况且你带着知青们给山里造下了那么多的福……”

义举

刚下山时，蔡立坚是月薪25元的“补贴干部”，她还是主动要求长期在乡村蹲点。以后担任过公社党委副书记、共青团晋中地委副书记，1982年在中共山西省委党校中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深造，毕业时凭着扎实的出色学业留校担任学员的辅导老师。她历任学员班副班主任、班主任，是学校为数不多的处级女干部。她尊重学员的独立人格、善于发挥学员的聪明才智和潜在能力、以人为本的工作方法，受到了师生们的赞许和认同。

1997年5月24日下午，蔡立坚带着学员们外出考察旅途中，包租的客车刹车在山路上突然失灵，司机见状跳车逃命，作为班主任的她堵着忽闪着的车门，一边安抚大家一边想应急对策。谁能料到就在一刹那间，急速行进的无人驾驶汽车突然无情地甩下了蔡立坚，之后不久便自己慢慢地停下了……同学们安然无恙，可是敬爱的蔡老师却经抢救无效，永远地离开了人间！

在蔡立坚的弥留之际，她想的还是大家。她最后的话是:“快救同学们，……我……不行了，对不起……同学们……”

人们告诉我，在蔡立坚去世后，山西电视台曾连续三次在《山西新闻》中播发她的生平事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太原陵园的工作人员把蔡立坚的骨灰盒放在最醒目的位置上；在给蔡立坚送行的那一天，殡仪馆空前绝后地来了许多许多的人，各行各业，男女老少。其中很多人与她素不相识，只是仰慕她、信任她、欣赏她——无论她的生与死，都像是一位侠行义举的英雄……

（摘自《红牌坊》，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定价:1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