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攻读社会学

1977年，李银河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光明日报社做编辑工作。

“说是分配，也算是自己找的，因为我的父母都是老报人，跟光明日报的主编都特别熟。刚到那里的时候，我跟着老同志学习当编辑，也学习怎么当记者。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落后就要挨打》，当时我跑到图书馆查资料，找到各种统计数据制成图表，罗列到文章中。那时候人们写文章还不怎么用数据分析这种办法。后来我跟我们室主任到上海出差，看到上海的各个单位都把我的文章挂在墙上。”李银河说。

1978年下半年，李银河被调到国务院研究室。她和朋友共同写了一篇文章《要大大加强民主，大大加强法制》，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基本上所有的报刊都转载了。第二年，她又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研究所工作。

1979年，中国开始恢复社会学。“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霍尔兹曼教授和聂尼瓦萨教授到中国来办一个夏季讲习班。当时的那批学员有点像中国社会学恢复后的‘黄埔一期’的意味。我参加了那个讲习班，那一段的学习给我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觉得研究社会学正好是我想做的事情。”李银河说，自己充满了求知的冲动，像是发现了一个新大陆。

当时老师并没有要求去实地调查，但是李银河还是激动地设计了平生第一个问卷，跑到居委会散发。

“你觉得中国的京剧是比芭蕾更好的艺术吗？答案有这么几种选择:同意、比较同意、不太同意、不同意。散发问卷的时候，我感到兴致勃勃，觉得这真是太有意思了。”李银河说，“那时候这种调查还让人们觉得很新鲜，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东西。有的人还在我的答卷上批了一句话:这种说法太极端了。那个调查后来并没有派上什么用场，但是我觉得我找到自己的兴趣在哪里了。”

不久，李银河跟霍尔兹曼联系，说想到美国读书，学习社会学。“飞机在美国一机场降落，等候转机，我不知道等候着我的是什么样的生活，这倒有点像1969年那辆破旧的卡车把我们卸在荒凉的乌兰布和大沙漠时的感觉。”1982年，霍尔兹曼为李银河提供了奖学金，她到了美国匹兹堡大学，攻读社会学硕士博士，得到了6年正规训练。

“留学对我来说，最主要的作用是使我领到了进入这一行的通行证。我学到了基本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回国后就可以开始真正的研究工作。”1988年，李银河攻读下社会学博士，进入北大社会学研究所做博士后，师从费孝通。她是新中国的第一个文科博士后，“回国后，我主要从事婚姻、家庭、性别和性，特别是性和同性恋的研究。应该说，我从事的工作是我的兴趣所在。我曾经说过，一个人如果在8小时以内做的是自己想做的工作，就很幸福。幸运的是，我做到了。”

充满压力的提案

“在我从美国回来之后，我才感到自己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创造）工作 。在此之前，我一直在准备。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我一直在修炼。我的一生一直到1988年，也就是我36岁时，一直在准备。就像一头牛，一直在吃草，现在到了产出牛奶的时候了。”李银河压抑多年的做事的冲动猛烈地迸发出来，一口气搞了10项经验研究:择偶标准、青春期恋爱、浪漫爱情、独身、婚前性行为规范、婚姻支付、自愿不育、婚外恋、离婚、同性恋。

李银河坦言，这种疯狂劲自己现在回头看都有点暗自吃惊。

当时，涉及婚姻家庭领域的很多社会问题研究都是一片尚待开发的处女地，李银河超前地开始关注同性恋群体。

“线索是比较难找的，我的第一例调查还是我当时做单身调查的时候，有位独身的男士对我坦白了他是同性恋的情况。他又介绍朋友，朋友的朋友，这在我们社会学里叫滚雪球的方法，用这种方法最后做大了，把这个研究做得比较大。另外还有一批调查对象实际上是从心理诊所转过来的，当时我认识一位心理诊所的朋友，那里面一有批同性恋者，去求治的，我也了解到他们的情况。”李银河说。

同行提出质疑:选择同性恋这么小范围、也不重要的群体进行研究，有些浪费。但是，李银河坚持自己的选择，还拉上了爱人王小波一起做调查。

“有个别的特别年轻的同性恋，比如说高中生什么的，他们就提出来说不愿意跟一个女的谈，这时候王小波就出面。比如谈得特别晚了就会留宿。有一次有一个男同性恋在家里，小波跟他谈，我也跟他谈了，然后到晚上，我那时候在北大，我就跑到别的地方去借宿，王小波他们俩人在屋里睡觉。王小波说一晚上没睡好觉，觉得比较受刺激。”李银河回忆。

1992年，李银河调回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1995年末，我被评为研究员。那年我43岁。在这个俗世上，这是我最后一个世俗的目标。我最强烈的一个感觉是:我从此进入了一个真正自由的世界。”李银河说。

李银河撰写了大量有关同性恋的文章，并专门进行个案访谈，著书立说。她真正站出来，是提出《关于同性婚姻的提案》，建议我国设立批准同性婚姻的法案。

“一是设立同性婚姻法案；二是在现行婚姻法中略做改动:将婚姻法中的‘夫妻’二字改为‘配偶’，在第一次出现‘配偶’字样的地方加‘性别不限’4字。”李银河在提案中写到。

李银河把提案交给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两会上呼吁，数年均无果。李银河感叹，“我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中国人啊，你为什么不着急？！”

“有的网友就写信恐吓我，说我为同性恋说话会下地狱，还给我寄来一本讲地狱如何恐怖的书；还有人跑到社科院施压，跟我们领导讲不能让我乱说，院里顶不住了，担心大家误解我的观点就是社科院的观点，所以就让我尽量少说。”李银河说。

美丽的妈妈开满山坡

“一想起这个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小小的生命在想着我，眼泪就流个不停，眼泪一直流到耳朵里，凉凉的。”李银河说的“小小的生命”，是她抚养的孩子壮壮。

王小波生前，李银河和他说好不要孩子。而现在，有了壮壮，她“陶醉在甘醇的爱与被爱的情感之中”。

2007年，壮壮上了小学一年级。他的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差很远，也就三四岁的样子。

每周考一次试，壮壮实在太痛苦了。壮壮一开始考12分，后来考50分，不久考了55分，全班最末一名，李银河和他自己还是高兴得不得了。壮壮经常口中念念有辞:100分，100分。“在课本右侧的空白处划满了对钩——这是他最想看到的东西，是他心中最大的焦虑。”李银河把这归罪为教育体制，让孩子遭罪。

李银河带壮壮去看一位心理医生朋友，她说，孩子的逻辑思维（数学）能力在8岁才成熟，所以一年级应当只讲故事，根本不学数学。根据她的观察，壮壮在班里考最后一名并不是智力有问题，她说他完全没有问题，而且说这个孩子很有幽默感。问题还是出在学校。李银河担心壮壮考不过一年级的升级考试，她干脆利落地说:上不了学就不上学呗。

一次考试，壮壮居然睡着了。监考的老师把他叫醒后，他迷迷乎乎不知答了些什么。“看来壮壮只能做重上一年级的精神准备了。如果重上，他会是班里最大的孩子，这样对他的心理会不会有坏影响呢？”李银河说，“壮壮是比较腼腆的孩子，他会不会因为自己没跟上班而心理受伤呢？也许不会。证据是那天他上课用笔敲桌子，老师把笔没收了。后来他改成用桌子撞地板，老师又把他的课桌没收了。结果全班小朋友都笑他了。他回家来说起小朋友笑他时说，真好玩。”

李银河就孩子晚上学的影响请教一位幼教专家，她说:没什么坏处，将来找女朋友还可能占便宜——因为他在全班岁数最大，是大哥哥，比别人机会多。

“行了，这就放心了。让他有一个快乐的人生，这才是最重要的。”李银河说。

“看到小壮壮55分的故事了，看来有儿童角色他已经可以上场啦。”导演崔子恩对李银河说。李银河跟壮壮商量:“咱们将来当演员演电影好不好？”壮壮想了想说:“不好，我要是进那里面出不来了怎么办呢？”

“儿子在快乐地成长，虽然已经到了一年级的下半学期，他还弄不好20以内的加减法，虽然他考试仍然是全班倒数第一，虽然他说话仍然口齿不清，但是他还是快乐地成长起来了。”2008年，李银河为壮壮转学。

寒假，深圳，道路旁、山坡上都开满了鲜花。李银河带着壮壮在湖中荡舟，他玩得兴高采烈，突然冒出一句:“美丽的妈妈开满了山坡。”

“虽然他可能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可是我感到惊喜和感动。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美的诗句，无数大诗人想破了脑袋也不一定能写出这样的诗句。”李银河说。(文/首席记者 张泊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