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外声音——1982年高考 选了符合自己个性的图书馆学

黄真，某经济类院校图书馆副馆长，1982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

我是1982年参加高考的，我读的是大同中学，大同中学是当时少数几个重点中学之一,升学率比较高，我们班的大部分同学都考上了本科。在中学里，我虽然学得很努力，但远没有现在的孩子那么紧张。当然，这肯定也跟整个社会环境有关。我们那时候，一个家庭里有好几个孩子，只要一个孩子能考上大学，家长就觉得很光荣了，这样家长的压力就可以分摊到几个孩子头上；但是现在，每家只有一个孩子，父母和两边祖父母都把希望寄托在这一个孩子身上，一个孩子要承受六个人的期待，你想这压力有多大！

我的第一志愿就填了华师大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系，这在当时还是一个比较偏门的专业，要求的考分也很高。我的个性比较安静，挺喜欢看书的，总觉得如果能进这个专业，以后一辈子就可以在图书馆里看书，而且它相对来说也是一个文化机构，对女孩子来说应该不错。

大学毕业以后，我果然一直跟图书馆打交道，也算是得偿所愿了。

1994年高考 保送生重新选择专业

商建刚上海得勤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1994年保送进入复旦大学数学系，1995年转入法律系重读

我是湖北黄冈中学毕业的，我们学校的数学教学成绩，在全国都称得上是鼎鼎大名。高二下学期，我参加全国奥数比赛获一等奖，之后就有很多大学联系我。那时候，上海正兴起股票认购热，这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新鲜事物，觉得上海人特别有钱。我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要去上海，所以当复旦大学数学系来找我的时候，我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虽然已经被保送复旦，没有资格填报志愿，但我还是报名参加了全国高考。1994年的高考满分是750分，我考了658分，超过了清华北大的分数线。

我9月份入学，12月份期中考试的时候，我出了一次车祸，休了三个多月。在那期间，我想了很多事情，发现自己对数学完全没有了兴趣。那时读到陈景润很勤奋但同时也很悲惨的故事，我告诉自己千万不能成为那样的人。相比之下我对社会科学的渴望更加强烈。我以前看过一本书《我在美国当律师》，那个华裔律师是个移民律师，就是这本书让我对法律产生了浓厚兴趣。我就去跟主管学生工作的老师说，我可能成为出色的数学家，或者是很蹩脚的律师，但我宁愿成为一个蹩脚的律师。我想老师确实是被一个孩子的诚恳打动了，在我之前，复旦好像没有报送生转系的先例，但因为我的高考成绩可以达到复旦法律系的分数线，经过一番周折，法律系接收了我，1995年我跟法律系的新生一起入学。没想到我稀里糊涂参加的高考，会在一年后给了我这样的回报。

2003年高考 进场之前先量体温

楼晔复旦大学软件工程系大四学生

我是2003年参加高考的，“黑色7月”改成“黑色6月”，我们是第一届。很多人问我感觉有什么不同，其实，我们早在2002年就知道了这个消息，很早就有了心理准备，所以也没什么特别的感受，反而觉得不用大热天考试，是个很人性化的安排。要说我们那年最特别的事情，应该就是赶上了非典吧。

早在三四月份备战高考的时候，整个上海就处于一片抗非典的氛围当中。往届都在高考前一周回家进行考前复习，我们则提前了两周。进考场之前，每个考生都要在考场学校门口检查体温，我记得有些考生可能是因为紧张，体温过高，结果被带到一个特设考场参加考试。

考试科目中，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物理题目特别简单，150分满分，我考了148分。因为前一年的物理考试非常难，同学们都特别用心准备，没想到会那么简单，有种重拳打进棉花团的感觉。

对了，我们好像还是最后一届在知道分数前就得填报志愿的，我当时的第一志愿是复旦工商管理专业，我的摸底考试成绩完全可以达到往年的分数线，可惜我的数学语文发挥不太好，差了几十分，结果进了软件工程系。当然，我现在还是蛮喜欢这个专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