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刘旦

再次读罢《知青40年:总得说的故事》书稿，一种释然的情愫油然而生。对于“80后”甚至我们这一代，书中故事的内容也许显得遥远，但40年前知青们上山下乡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青春肆意澎湃的年代，作为即将过去的历史却永远凝固在青春的河里，任凭时光的冲刷和洗涤。

在我还是孩提的时候就常听父母说起，在家乡村的那一头住着一群上海知青，“上海阿拉”那些日子正忙着回上海，村子里的老老少少们开始由经常取笑“阿拉”们不那么懂得种地，到不经意流露出依依不舍的情感。那时的知青印象，是一群稚气未脱的上海城市青年到边远的大山里转悠一圈便打道回府的时代宠儿。生活在那个历史“节点”的知青风华正茂，意气风发，他们无私、无畏、无怨。

2007年春夏之交，受所服务的单位派遣我远足德国，进行为期较长时间的修学之旅。在一个晴空万里阳光明媚的礼拜天，在德国一个不足千人的小镇的一家名为“青岛饭店”的中餐厅里，我与一位曾经的上海知青有过这样的对话:“你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吧？”答:“对，我来自中国广州。”问:“广州到韶关远吗？”答:“不远，不到200公里。你知道韶关？”“我曾经在离韶关不远的地方上山下乡过。”问:“哪里？”答:“江西省信丰县。”呀，这正是生我养我的故乡！他乡遇故知，我们越攀越亲，直到这位上海知青真诚地委托我回国后到安西乡崇墩村寻找当年用韭菜汁救活因患痢疾濒临死亡的他的一位郭姓老师。临走时，这位如今已经移民德国并娶了德国老婆的“上海阿拉”双手抱拳谆谆嘱托:“拜托！拜托！”此时的知青印象是曾面对苦难，承受苦难，并逆难而行，最终获得新生。

近三十多年后，在遥远的欧罗巴一个偏僻小镇，故乡小山村孩提时代的知青印象在这里得以交汇，并迅速升腾出探寻知青运动真实历史轨迹的冲动。此后的两年里，我不断搜索、积累、探寻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各视角、各文本史料。史料积累得越多，对知青运动中发生的点滴故事就知道得越多，而对这场运动的理解就越发迷惘，探求的欲望就更加强烈。

2008年国庆前，在一次与同事们谈新闻选题时，大家七嘴八舌:“年初的冰雪灾害”“512汶川特大地震”“刚刚完美谢幕的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俱往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大书特书？今年是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脑海里如一道闪电迅速掠过，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诸多情结窜上心头。新闻价值本身，有！历史厚重度，有！社会关注度，有！

我随即要求同事文远竹在两天内拿出初步新闻策划方案。方案形成后，即请示报社高层。广州日报报业集团董事长、广州日报社社长戴玉庆，广州日报社总编辑李婉芬、副总编辑黄卓坚对此重视有加，大开绿灯，点拨谋划。

国庆后的一个晴朗早晨，文远竹、李栋的北大荒采访组出发了。如同接力一般，刘晓星、张丹羊的内蒙古组出发了；林霞虹、罗桦林的河南广阔天地乡组出发了；练情情、刘艳的江西共青城组和王鹤、陆建銮的海南岛组也相继出发；到11月底，我和李钢的云南西双版纳组的胜利归来，北至北大荒广阔原野南到海南岛郁葱的橡胶林，跨越祖国大江南北行程数万公里重走知青路的采访完美结束。作为新闻报道，《广州日报》在12月下旬连续以整版的大篇幅推出，社会反响强烈——叫好者有之，叹息者有之，不解者有之，更多的恐怕要数沉思者了。

见报篇幅太小，不过瘾。尽管报纸已经堪称此无前例地大篇幅报道，但薄薄的新闻纸岂能承载风雨知青40年的厚重历史？出书成为所有采写记者的共同愿望。事实上，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我就曾不断接到来自各采访小组的电话，反映“东西太多”“内容太精彩了”“能不能延迟几天回来”的报告，我当时即要求“尽可能多地采写所有精彩的故事片段”“把能装进‘篮子的菜’都采摘回来”。这为日后书稿的出笼本书的最终面世埋下来了伏笔。

又是数次的碰头、商议，定思路、定角度、定风格……不到半个月，17万字外加数百张新老照片的书稿已然摆在了我的案头。我的朋友庄席福、李珏两位先生在获知我有意将关于知青的故事集结出版后，给予热情鼓励并为此出谋划策。最先计划是在一家美术出版社出版，大概是出版社本身的性质使然，被要求将出版的文字压缩在8—10万字，“配以更多的图片”。这无异于要求将一半的文字砍掉，我于心何忍？！事情就此搁置。在一次北京同学的聚会中，学苑出版社的李耕女士推荐、将书稿给了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的萧宿荣总编辑。在萧总编辑的大力支持下，出版步伐快马加鞭，一路顺畅。

我们身处的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观，正在被现代多元文化解构，但在民族复兴之路上我们还将不得不面对更多的艰难，承受更多的苦难。而勇敢地面对苦难，真诚地承受苦难，逆难而行，无私无畏无怨，在逆境中获得新生，正是知青一代不可磨灭的精神气质。这种气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肉身流放后所获得的精神救赎，而这正是我们民族崛起所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

有感于知青运动中一系列感天动地的人伦情感故事，有思于这场运动中诸多至今说不清道不明的历史纠葛，我们成就了本书。

是为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