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和就业角度探究知青运动的起因

《初澜》和《大潮》没有回避这场运动发生的经济原因，指出人口和就业压力、资源环境压力、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压力等是造成这场运动的重要原因。并且从这一角度，说明了国家主义试图通过知青上山下乡来解决这些历史难题，所犯下的一系列错误。

国家具有强大的组织能力和改造自然的强大力量。但是，国家的强大必须有一个限度，不能形成国家崇拜和国家万能，不能够让其形成压制甚至压倒全社会的力量。历史证明，国家主义并不是解决人与自然冲突的恰当选择。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就是一个明显的、充足的例证。

《大潮》通过“1950—1966年中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学人数曲线图”的四条曲线，显示各级毕业生不能升学情况，这张图清楚而直观地反映了中国自1950—1966年人口、教育和升学情况之间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出:其中除高中毕业不能升学这一条曲线自1950—1966几乎是平行线外，其他三条线一直呈急剧上升趋势。小学毕业而不能升学曲线呈45度角上升，与合计线走向几乎是一致的，它反映了教育发展水平和人口增加的关系，正如书中列举的大量史料所反映的情况那样，升学和就业压力一直是当代中国发展史上的一个极大困扰。

刘小萌认为:“城市就业压力始终是这场运动的基本动因，而这种压力的与日俱增，除了人口膨胀这一众所周知的因素外，主要是与50年代中期以来劳动管理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中不断深化的矛盾紧紧纠结在一起的。简言之，这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体制病’的产物。”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几十年中农村人口剧增，产生剩余劳动力。1949年，全国总人口5.4亿，其中乡村人口4.8亿；1978年，全国总人口9.6亿，其中乡村人口7.9亿，与此同时，全国耕地面积却以每年7％（约700－1000万亩）的速度递减。50年代中期，每个农业劳动力约种8.8亩，1978年才种4.6亩。

1956年大规模农业合作化运动后，在全国范围已经出现严重的人口盲目流动。1957年，却提出把上山下乡作为城镇青年就业的主要途径的设计。“大跃进”失败后有2000万城镇人口下放农村，接着是1700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国家通过将城镇人口大举迁入农村的办法，将农村当成容纳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

70年代末，全国农村劳动剩余大体为10—30％，在辽宁南部，有些地区农村剩余劳力占1／3左右，人多地少。1976年，全国农村人均口粮比1957年还少4斤。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还将城镇就业的“包袱”抛给人满为患的农村。知青下乡并没有使农村贫困落后面貌得到改观，反而彰显了城乡差别。随着知青返城，缓解城市就业压力的经济目标也最后落空。

中华民族是一个在亚洲大陆上形成的多民族集合体，如何在相对贫瘠的自然条件下继续发展，是一个长期困扰着中国人的问题。历史证明，在一个人口增长很快，资源有限的国度里，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体制是必要的，而且往往是有效的。但是，不受社会控制的国家，一旦尾大不掉，就会制造出一系列悲剧。

《中国知青史》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如果一个国家，不是源于自内而生的社会契约，而是由外部压迫打出来的一个强大机构，那么社会性因素在这个国家中，就显得尤为重要。全面发展社会性，提高社会意识，对于建立一个稳定的、和谐的国家是不可或缺的。

《中国知青史》的很多探索是开创性的。《中国知青史》没有从国家政治的单一角度进行叙述，而是从知青群体的田野考察出发，在人道主义立场上进行叙述。虽然只是写了一场上山下乡运动，但是却隐隐勾画出这一时期国家和社会的全貌。《中国知青史》的研究成果打破了一些当代社会史的一般性结论，它让人发现了历史阶段中一些被人们忽略的节点。这些富于发现性的历史识见，使我们真切感受到对当代历史的描述正在逐步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