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红木箱搭起知青“图书室”

我到徐州东的邓楼果园“插队”时，行李很简单，就是一包衣服和一只装满了书的红木箱子。那只红木箱是我下乡前，父亲专门给我做的。

那时，我家住在一所学校里。院子里有几棵榕树。清晨的阳光温情地照下来，榕树下就有了一片晃动着光斑的树荫。父亲就带着一身的光影，在那忙个不停。箱子钉好后，父亲又细心地涂上鲜亮的红油漆。

我把当时自以为珍贵的几十本书装了进去。那些书一部分是父亲保存的书，还有一部分来自于家乡小镇上的那个废品收购站。父亲是个爱书、惜书之人，“破四旧”之前家里就有许多书，随后的“破四旧”也并没有让这些书遭到“灭顶之灾”。父亲把一些书悄悄地藏起来了，让我在文化贫瘠的年代还有书可读。

我的家乡安徽肖县官桥是个集镇，有一段时间，官桥供销社的废品回收站里旧书堆积如山。一开始，我装作若无其事，到书堆里随便挑了本薄书，揣在怀里就赶快朝家走。回到家，我就如饥似渴地读起来。几个星期过后，废品回收站的工作人员就发现了我“偷”书的行为。但他们并没有责备我，更没有“处理”我，而是给我大开方便之门，让我到那些旧书堆里挑拣书。在那，我一步步地接近自己的文学梦。

那只红木箱装着一整箱书跟随我到了黄河故道上的邓楼果园。在枯燥的乡下生活中，红木箱里的书，成了我的精神支柱。不久，我有一只装满书的红木箱的事，就在知青里传开了，于是，大凡爱看书的，都到我那里借书，一群年轻人久被禁钅固的心灵终于找到了另一片天地。这只红木箱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果园知青的“图书室”，成了这些生活枯燥的青年人的精神家园。

红木箱子里装的那些书，大部分是那个年代禁锢的书，在书店里绝对买不到。如《红楼梦》、《青春之歌》、《普希金小说诗歌选》……

如今，红木箱已不再光鲜，斑驳的表面仿佛在诉说着它见证的岁月。

手抄周总理遗言

1976年的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了。噩耗传出，全国人民都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几个月后，正当“四人帮”大肆防民于口，人们对总理的哀思无处可寄的时候，不知从什么地方传出了周总理的遗言，据说是写给毛主席的。

那天，我刚从果园劳动回来。果园医务室的大夫老潘找我，他跟我挺谈得来的。

“走，到我家去，给你看一样东西。”看他神神秘秘的，我满腹狐疑。到了老潘家里，他谨慎地关好门，然后从书架上抽出了一本厚厚的《毛泽东选集》。他先是哗啦啦地翻了一阵书页，接着从里面抽出了一张稿纸，低声说：“这是我从城里的一个朋友那里抄来的，是周总理的临终遗言。”

我大吃一惊，忙问他：“为什么没有公布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因为上边有人对外界封锁周总理的情况，所以这份遗言是他老人家身边的工作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带出来的！”

我迫不及待地抓起稿纸——

主席、中央：

我自第二次手术以来，病情有短期稳定。从下半年开始，癌症已广泛扩散，虽然自觉尚好，但离去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中央汇报一下近来的一些想法。

……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关于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的。

……

永别了，同志们！共产主义万岁！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看完遗言，我感动得泪流满面。室友们听我讲完后，也很激动，纷纷表示要牢记总理的嘱托、继承总理的遗志，让我无论如何要抄一份。当晚，我又去了一趟老潘家。在我的再三请求下，老潘只好让我抄了一份，只是再三地叮嘱我，一定要十二万分地小心。

几天后，老潘遇到我，偷偷地把我拉到了一边说：“现在上面查得很紧，你还是赶快把总理遗言烧掉吧。”我回到宿舍，越想越担心，就把那份总理遗言又偷着抄了几份，小心翼翼地藏在了被子底下。

不久后的一天，县公安部门真的来人了，我也被叫了去谈话。他们问我：“有没有见过周总理遗言？”我说：“没有见过，只是听人传过。”人家又问：“听谁传的？”我就说：“因为传得太多了，走在路上都有可能飘进耳朵里几句，谁知道是怎么传来传去的。”当然，县公安局的同志也是奉命行事，也不是要整人，就说以后别再传了。我一颗吊着的心才终于放了下来。

虽然我们那时都不清楚，那段感人肺腑的话究竟是不是周总理的遗言，但我们却是把那份遗言当作真的来保护的。在我们的心目中，这早已不仅仅是一份遗言，而是代表了我们那一代人爱护战友、爱戴周总理、热爱祖国的一份神圣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