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顿吃他家六个馒头

我们去三营卖菜时，菜摊有时就摆在三营餐馆旁边。看着出出进进用粮票在食堂里买馒头的人们，看着零零星星在食堂里买饭吃的客人，我一个劲儿往下吞口水，但我不会把它表现出来的，我即使表现出来了，也不会有吃饭的客人把他的饭给我一点的。于是，看了一会儿我便恋恋不舍地把眼睛从食堂里移开了。

不好意思看，偷偷想一想总可以吧？于是我便设想着，突然食堂着火了，在食堂里吃饭的人一下子跑光了，我会乘机冲进去，抓起桌上的馒头就跑。可是我又想，即使食堂着火了，人们在逃跑之前也是来得及带走馒头的。再说，我难道忍心不帮着救火，反而抢馒头么？

我还设想着，有朝一日，有个追求我的小伙子，拿着一叠粮票对我说："这是我为你节省下来的。"我想，要是真出现这样的情形，我要把它全部收下，考验考验他，看他是不是真的舍得都给我。如果他的眼神有点犹豫，那就证明他不是真正的爱我，我就立马奚落他一顿。

想到这里，我得意地笑了，我的卖菜同伴吉老汉总是木呆呆地看着街上，可邱世成却边卷旱烟边莫名其妙地看着我，他不知道我在傻笑什么。

我父亲供职的固原县照相馆有个叫王天录的人，后来调到了三营照相馆工作。我虽然多次往来三营，但从没有去找过这位王天录叔叔。有一天，我们的菜刚卖完正在点钱，王天录凑巧从菜摊前走过。看见了我，他有点惊奇，一问才知我在杨郎插队，闲谈了几句后就邀我到他家里去。于是清点了钱后，让吉老汉和邱世成先拿回去，我跟着王天录叔叔去了他家。

记得天录叔叔带我回家时顺便从食堂里买了几个馒头。那几个馒头用一块特大的带蓝色双条边的大手绢包着。天录叔叔前边走，我的眼睛一路追随着他手中的那一兜馒头，知道叔叔会留我吃饭，心头立刻荡漾起一种幸福和踏实的感觉。

天录叔叔的家其实就是三营旅社的一间小平房，算是单位分配给天录叔叔的住房（因为旅社、照相馆、食堂同属于饮食服务公司）。那间房子很小，进门就是一铺炕，其他似乎没有什么东西了。天录叔叔的家属不知怎么也没在家。叔叔把馒头用一个盘子端出来放在炕边，还端出了一点咸菜，我毫不客气地吃起来。

为了不至于因吃相太差而丢人，我故意吃得慢点，吃得斯文点。用手将馒头一块块撕下来，再一块块喂进嘴里，但却并不怎么咀嚼就赶快咽下去。或是用筷子小心地夹一根咸菜，把它夹进我撕下来的馒头疙瘩中，再将这馒头疙瘩喂进嘴里。我边吃，边不由自主地偷偷地往盘里的馒头上看，好像看也是一种享受。

记得当时叔叔自己不吃，只看着我吃，我很不好意思。从吃第三个馒头时我就虚伪地说："我吃饱了。"但当叔叔再劝我吃时，我不知不觉又把一个馒头吃了下去。就这样，我虚伪地客气着，但还是一个接一个地吃着。一共吃了六个馒头，我才意犹未尽地将盘子推开。好像这六个馒头中有一个还是从屋里的什么地方拿出来的剩馒头。

那时国营食堂的馒头份量是很标准的，一斤面粉能蒸五个。

王叔叔不傻，他早已经看出我是饿疯了，他心里可能有点不好受。送我出来时，他再三说："你也认得我家了，哪天菜卖完得早，你就来找我。"

但我后来再也没有去过他家，因为我饭量那么大，实在太难为情了。大约是见我好久不去找他，他就来杨郎看我。他来那天，我穿着一双露出脚丫的烂鞋子，天录叔叔看见了，就将头转了过去，再转过来时，他那双大眼睛中溢满着泪水……不久后我就连这样的鞋子都没得穿了，只能穿着我仅有的一双雨鞋。

二○○六年八月六日，已经七十一岁的天录叔叔因脑栓塞住进了自治区第二医院（即原来的固原地区医院），我闻讯后当即去看望他。见了面，他拉着我的手老泪纵横，可能是人在病中容易伤感吧。提起当年往事，他哭，我也哭。同病房的另外两个病人以及他们的家属，都抬起头惊讶地看着我们爷儿俩。

天录叔叔说多少年了，他总忘不了我当年穿的那双烂鞋，他形容说那象一双烂拖鞋，前后都露着脚。但当我提起在他家一连吃六个馒头的事，他却不再搭腔了。我想，他不会是忘记了，他是怕我难堪，不想再多说这些往事了。

我去医院时提了一兜水果，去后才知道天录叔叔还患有糖尿病，此番发作的脑梗塞其实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我知道他不能吃含糖量高的水果，就不顾他家属的再三阻拦，执意出门又买了一箱纯牛奶拿进去。人常说，"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不敢说我能报答天录叔叔，但在那个"以斗争为纲"的情况下，人们信奉的是"亲不亲阶级分"。而一个非亲非故的人，一个我父亲多年前的普通同事，能到杨郎来看望我这个父亲有所谓问题的知青，我是不会忘记这番人间真情的。好人天录叔叔，愿你早日恢复健康！

防地震与借灶火

从我下乡的第三年春天开始，以后的四五年中，上级断断续续部署人们防地震。而固原县在五十年前那场惨烈的海原大地震中属于被毁灭的城池之一，所以这里的人们听到防地震的通知都很紧张。城市居民们便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地搭建防震棚。多数防震棚都是用三根椽子搭一个三角支架，上面用旧席片、旧床单、旧毡片什么的蒙起来，棚里铺着或薄或厚的一层麦草。人们白天照常搞革命，晚上躲在帐篷里防地震。

尽管作为海原大地震时的震中，杨郎人更是谈震色变，但农民们连搭建城里那种简易防震棚的能力都不具备，所谓防地震，也只是开会说了说而已。不过他们却纷纷邀请我去借宿，因为他们自以为所住的土坯房子比我的窑洞安全得多。所以我的所谓防地震便是断断续续地应他人之邀前去借宿。

其实我之所以接受人们的邀请去借宿，并不是怕被震死，而是借机躲避寒冷。

社员们都靠一盘火炕度严寒。他们的炕上有的铺着一张破炕席，破损处用杂七杂八的旧布补上。有的人家连炕席也没，就用一种粘性泥土把炕面抹得光光的。烧炕的燃料主要是干牲口粪和麦衣。每人每月分半背斗，可是一个人睡一盘炕，六个人也睡一盘炕，一个人分半背斗，一周就烧光了，六个人分三背斗，一个月也烧不完。尽管分牲口粪的饲养员和分麦衣的保管都同情我，常常破例给我装满满一背斗，压得我几乎背不动。我就像大虾一样弯着腰，背着那沉重的大背斗走回来。

即便这样也不过是多支持一个星期罢了，我每个月依然有一半的时间要睡在冰冷彻骨的土炕上，夜夜捱不到天亮。每到晚上，我不敢钻进那铁一样冰凉的被窝里，就到处串门子，串到非回来不可时，才硬着头皮回到我的寒窑里。再说我那被子是什么样的啊？它里面的棉胎早已经不成形了，被里子又被我不知好歹地拿到河里的石板上洗过几次，结果没有多久就接连破了几个洞，无奈之下我只好将它反过来盖，大红的被面子就权且委屈它做了被里子。

我也没有褥子，只有一条半新的灰色粗线单子。我将这条单子对折成双层铺在我的单人炕上。因为太薄了，一翻身就将它蹭到了一边。后来我便花两毛钱从供销社买了一个大纸箱，拆开来用钉子定在炕上。睡在这样的土炕上，我冷得上下牙齿直打架，冻得两膝盖钻心的疼，我就在被窝里用鼻子哼唱着《长征组歌·过雪山草地》：

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啊）营盘，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志越坚，啊--啊--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高于天。

哆嗦着哼唱了一遍又一遍，不管我怎样用革命先辈的艰苦来激励自己，用红军的革命理想来鼓舞自己，寒冷还是没有减轻一点，而且我那年轻的肠胃也早已将我交给它的食物提前分解完了，空空的肚腹似乎又增加了我的寒冷。我左不能抵饿，右不能挡寒，能做的就是把头缩在被窝里哭啊，哭啊，不停地哭啊……或是在黑暗中向贴着毛主席像片的方向看去，痛苦地问他老人家：这只是我所遇到的意外呢，还是接受再教育过程中必须要经受的呢？

不久，上面不再强调防地震了，我也只好回到自己的窑洞里继续苟且偷生。

比饮水，我可以对山区的插友们一吹再吹。他们那里的水几乎像油一样珍贵，夏天满山沟找水，冬天满山沟找冰，下雨时千方百计接雨水，下雪时千方百计扫积雪。可在我们杨郎来说，那清粼粼的井水是取之不竭的。比燃料，我可就自惭形秽了。人家山区荒滩多，野生的荆棘植物也多。只要人勤快，拔些荒草，割点荆条，就不愁做不熟饭；拿一把老扫帚，到荒滩上扫一筐干草渣子，就不愁烧不热炕。而杨郎却既无荒山又无荒滩，既割不到野生荆条，又扫不到干草渣子。

春夏秋三季，我和农民们在地里拔那头年割麦留下的麦根来当做饭的燃料，冬天又咋办呢？人家男人们都拉帮结伙地背着干粮，拉着架子车，到几十里外的大山里去割荆条。虽然去一趟得一天两夜，但每进一次山都是满载而归。那割下的荆条被他们想着法儿捆，想着法儿往车上装，直装到把架子车和拉车人都淹没了。当拉荆条的车队回来时，站在水坝堤岸上远远望去，看不见车子动，看不见人走，只看见一座座荆条垒成的小山在蜿蜒的小路上颤巍巍地移动着。车拉回来后连大门也进不去。男人们将车子停在门外，接过媳妇递过来的赃污毛巾擦一把汗，再接过媳妇端来的热面条，带着呼噜呼噜的响声吃完了它。然后就把那荆条一捆捆拖进去，一层层地摞在院子里，摞成一座小山。连续进几次山，全年的燃料就有保障了。

由于燃料的极度缺乏，我一年四季都喝冷水。寒冬，水桶里的水冻得瓷瓷的，我用笨重的生铁锅铲子使劲杵，杵开一个洞，用铁饭勺舀上一勺，忍住那让人倒抽一口冷气的冰凉，一小口一小口地喝下去。

女人每月那特殊的日子怎么办呢？我便端着茶缸在杨郎各机关单位讨开水喝。每到我到处找开水喝的日子，就等于向众人宣告我正处于特殊日子里，不过，我想那些粗心的男人们未必会注意到这一规律。

可是，水可以生喝，饭却不能生吃，那我又该怎么办呢？嗨!活人还能让尿憋死！每年的十一月就进入了烤火期，杨郎各机关单位都生起了火炉。到做饭时间我就端着锅，大大方方坦坦荡荡从杨郎街上一路问过去，看那公社各办公室啦，供销社各办公室啦，学校啦，卫生院啦等等，哪个单位的火炉正旺，我就将我那已经放好了黄米的锅架在他们的炉火上。我的脸皮厚，心理素质也"好"。端着锅到处借火做饭，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我一点都没表现出难为情来。

那时不少职工在街上碰到我端着锅，都会主动对我说："来吧，我的炉火正旺呢……"然而不论人家如何热情，国家规定的取暖期是有限的。取暖期外我就无法蹭火做饭了。只有杨郎农具厂打铁的火炉，不管是冷风刺骨的寒冬，还是烈日炎炎的盛夏，都经久不息地燃着热情的火焰，后来它便成了我最有保障的炉灶。

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人家打铁的炉子，不可能像各单位办公室取暖的火炉一样，随时都可让我使用。我要端着我的已经放好黄米和水的小锅，等待在那熊熊烈火旁边，一俟炉火有空闲，我立即将我的小锅放到火边，靠大火炉中那火焰的边沿热力蒸烤着我的黄米饭。一旦工匠们要用火，不论我的饭做到什么火候，我必须立即挪开锅。待人家暂停使用了，我重新将锅放上去。有时一顿饭要不断地挪开，放上去，再挪开，再放上去。那么吃夹生饭在我来说自然是屡见不鲜了。好在我那时的食欲出奇得好，生扁豆、生麦子粒、生萝卜、甚至又麻又涩的生土豆我都可以咽下去，更何况是正儿八经的黄米饭呢，哪怕他是半生半熟也罢。

摸索时间长了，我的经验就更丰富了。我去一次便做满满一小锅米饭，端回来一连吃几顿。这倒是省事，但也有不利的一面。剩米饭放在家里，我就控制不住自己的贪欲，过来过去总能看见那黄灿灿的米饭，一看见就想用筷子剜一疙瘩吃。半夜里肚子咕咕叫了，也想爬起来剜几疙瘩吃，结果往往破坏了我节约吃粮的计划。哎，饭做得少了一顿就吃完了，下顿还要去麻烦人家，做得多了又不利于控制食欲节约粮食，真是左右都难呀。十几年后我进修大学时学了逻辑课，才知道这在逻辑学中就叫做"二难选择"。

农具厂所有的人都在忙碌着自己的工作，我在他们那里蹭火做饭，他们既不表示欢迎也不实施驱赶。他们干他们的活儿，我做我的饭，我也不对他们说什么感谢之类的客气话，但感谢的激情却在我的心里浓浓地发酵着。于是我的日记本上便多出这样几行所谓的诗。

虽则是冬日严寒，

北风在外边吼叫哮喘，

我的心田却是这般的温暖。

那是贫下中农的关怀啊！

化作了一股春风，

给我送来了春意绵绵。

虽则是烈日炎炎，

身旁还有熊熊的火焰，

我的心田却是这般的舒坦，

那是贫下中农的关怀啊！

化作了一把羽扇，

给我送来了凉风连连。

领教厕所文化

说来够狼狈的，我曾被房东家的母猪拱得仰面朝天倒在厕所里。杨郎是纯汉民队，家家都养猪。因而你走进每家院子，都能看到在院子的一角，砌着一个方方正正的小土围子，围子里面还有一座小矮棚，那就是猪圈。猪圈的墙一般都不到半人高，人站在里面，那墙仅能遮住人的屁股。

如果你想找厕所，那就不劳费心了，因为农民的猪圈就兼厕所的功能。为什么这样安排呢？因为人的粪便是肥料，猪的粪便也是肥料。既然是肥料，就不必要分开管理，将厕所与猪圈合二为一，这是既省工又省料的策划。至于猪会将人刚拉出来的新鲜粪便吃掉，那也没关系，反正物质不灭，被猪吃掉的粪便，最后还是被猪拉出来，同样做了肥料。而且经过这样一个过程，那人的粪便又在某种程度上做了猪的饲料，更有实用意义和科学意义了。

不过，我刚下乡时可是非常不习惯使用这种厕所，因为那猪总是不等人将屁股挪开就抢身上前，急不可耐地吞吃大便。有一次房东家的那口大猪就将毫无防备的我拱翻在地，糊了我一身脏。弄得我又羞又急又恼怒，爬起来后便使劲踢那可恶的猪嘴，踢得它嗷嗷叫，房东知道了原委后又气又好笑。

以后我就小心多了，大便时总是主动挪开位置，好不耽误猪的及时"就餐"。

上厕所伤脑筋还不仅是这些。由于猪圈围墙很低，人站到厕所里不敢立马解裤带，必须半蹲姿势才敢解；起身也是照样，也得先用半蹲的姿势把裤子提起来，然后才敢站直身子。如果碰上猪圈很长时间没有出粪，人蹲在粪土堆上，外面的人看过去可真是"一览无余"。要上厕所，那可得等院子里没人时才行。

如果里面有人蹲着大便，其他人冒失上前，便会直面里面的不雅形象。万一碰到这种情形，里边的人就全当不知道，来一番自欺欺人好了；外边的人也用同样的心理对待这种突发事件。为了不至于发生这种尴尬事，要进猪圈的人往往将脚步踩得重一点，里边若有人的话，他就会故意咳嗽一声，算是回应了外边的人。外边的人听见咳嗽声，脚步声也就渐渐远去了。

我为了少上那讨厌的猪圈兼厕所，就硬是养成了不爱喝水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