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出主意，当然是确立路线方针。对执政者而言，尤其如此。西汉初年，刘邦、萧何推行黄老之术的“无为而治”、“与民休养”等政策，是符合大乱之后基本国情的聪明选择。继任者曹参的政治智慧体现在他能够确认这条路线，并且不顾非议坚持下来。正是“萧规曹随”，打下了“文景之治”的基础。此后汉武帝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改行以法家之术为主的积极进取的执政方略。他的孙子汉宣帝坚持这一执政路线，但汉宣帝的太子（即后来的汉元帝）却劝宣帝改变这一执政方略，多用儒生，以行德教仁柔之道。宣帝很不高兴地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由此骂道:“乱我家者，太子也!”毛泽东很注意汉宣帝父子的这场争论。1957年6月他同吴冷西等人谈话时说: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不失为鼎盛之世。前汉自元帝始即每况愈下。元帝好儒学，摒斥名、法，抛弃他父亲的一套统治方法，他父亲骂他，“乱我家者，太子也”。1966年3月，在杭州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再次提到:汉元帝用《诗经》治国，“儒学”治国，汉宣帝对他说，汉朝要亡在你的手啊!西汉一代，也确实是从汉元帝手上出现衰变的。由此看出，执政者确定的路线方针这个大主意，是如何鲜明地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盛衰。

再说“用干部”。

汉宣帝父子关于执政方略的争论，事实上已经涉及到“出主意”与“用干部”的密切关联:行德教仁柔之道，必然要多用儒生治国；以霸王道杂之，自然要多用名法之士。对二者的关系，毛泽东1938年有过另一种提纲挈领的表述:“如果是贤明皇帝，就会是忠臣当朝，用人在贤；如果是昏君，必有奸臣当朝，用人在亲，狐群狗党，弄得一塌糊涂。中国历朝以来的组织路线，即干部政策，都是随着政治路线改变的。”用干部的关键，就是选择什么样的人贯彻实施既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说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句名言，道出此中真谛。提出主意后，用赞成者、不赞成者、模棱两可者、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根本就糊里糊涂者，结果会很不一样。

刘备集团用关羽驻守荆州，就是一个教训。

诸葛亮为关羽定的方针是“北拒曹操，东联孙吴”，但关羽无论是在性格气度上还是思想认识上，都不足以担此大任。他好意气用事，一会儿吵着要入川同马超比试武艺，一会儿又不愿同“老卒”黄忠为伍受封“五虎上将”。在内部闹闹倒也罢了，要命的是他把这种狭隘意识用在对待孙吴集团的态度上面。孙权派人为儿子向关羽女儿求婚，此举很吻合联吴抗曹方针，关羽却破口大骂:“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甚至威胁要斩杀来使。如此不顾大局，怎能不促使孙刘联盟瓦解，失守荆州？对此，毛泽东在多种场合说道:让关羽守荆州是一着错误，他从思想上看不起东吴，不能认真贯彻执行“联吴抗曹”的战略方针，从根本上否定了诸葛亮的战略意图，结果失掉了荆州这个根据地。还说:关云长大体上是不懂统一战线的，这个人并不高明，对待同盟军搞关门主义，不讲政策。

用关羽守荆州是一个失误。但总体上，毛泽东认为刘备集团在用干部的问题上也不是乏善可陈。1957年3月，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讲:“尽管刘备比曹操见事略迟，但刘备这个人会用人，能团结人，终成大事。”这年7月在上海干部会议上又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1960年12月同薄一波谈话时还称道刘备入川时的干部政策，说:你们北方人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势单力薄的刘备集团能闯出一番局面，确与纳人用人政策有关。但刘备死后，诸葛亮在识人用人上却失误多多。马谡失守街亭即是一例。马谡是智囊型人才，刘备生前曾说他有些夸夸其谈，适宜放在帷幄之中使用，诸葛亮却偏偏放他出去做领兵主将，结果是害了他。诸葛亮晚年也没有培养出什么人才，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姜维，终因在蜀国干部队伍中缺乏根底，难以大展其才。反观孙权集团，毛泽东认为其用干部的特点是善于拔识和培养人才，经常举的例子，是赤壁大战时让“共青团员”周瑜挂帅，以及孙权劝吕蒙多读书，从而使吕蒙继周瑜之后成长为军事统帅等。

在用干部的问题上，同一个人也常有前贤后昏的变化。一时英武有成的南朝梁武帝和唐明皇，便是此类典型。关于梁武帝，毛泽东读《南史》曾引唐朝罗隐的诗句批注:“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早期的梁武帝，政治头脑清楚，目标明确，也颇知军机，故帐下韦睿、曹景宗、陈庆之一班英才辈出。但其晚年却败得一塌糊涂，竟饿死于叛臣侯景的囚室。原因是他一心向佛，以佛陀心肠来施行领导行为，对亲贵大臣的种种不法恶行放纵宽容。其死前五年，大臣贺琛上书，希望梁武帝整肃那些作威作福的权臣贵族。梁武帝却一一驳斥贺琛的劝谏，说自己一向痛恨昏聩，事事小心，还指责贺琛不应该同那些权臣贵族过不去。毛泽东在这些记载文句旁逐一圈点，批注说:“予智自雄，小人日进，良佐自远，以至灭亡，不亦宜乎?”“‘专听生奸，独任成乱’，梁武有焉。”“专听”、“独任”的用人之法，必然生奸成乱。梁武帝由盛而衰，根本上是不再有远大的进取目标，从“天地皆同力”到“英雄不自由”，也就势所必然。

唐明皇初登大位，于乱局之中澄清吏治，赏罚分明，先后任用姚崇、宋璟、张九龄一班贤相，造就开元盛世。晚年却内由权奸李林甫、杨国忠当道，外纵边将安禄山、史思明骄横，终酿成安史之乱。所以毛泽东说，“唐明皇不会做皇帝，前半辈会做，后半辈不会做”。

“小人日进，良佐自远”，并非“良佐”们不再有价值，而是领导者不再有胸怀，或者说胸怀变了，目标变了，主意变了。依然是毛泽东说的:“中国历朝以来的组织路线，即干部政策，都是随着政治路线改变的。”

〔作者陈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北京10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