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用“一、二、三、四、五”的数目字,来概括新的清华国学院的构想。这里限于篇幅,只介绍其中的“三”和“一”。
首先,为了追思本院当年的“三大巨头”,我们最想开展的项目就是启动三大讲座。其中,“梁启超讲座”将由陈来教授主持,其大体的治学方向将是思想与宗教;“王国维讲座”将由我主持,其大体的治学方向将是美学、比较文学与汉学;而“陈寅恪讲座”则由刘迎胜教授和姚大力教授共同主持,其大体的治学方向将是元史及边疆民族史。今后如果条件成熟,我们行有余力的话,还想创办其他讲座,比如赵元任讲座、李济讲座,还有专门纪念对三四十年代清华文科卓有贡献的冯友兰教授的讲座。
需要特别说明,这种讲座形式本身,就是对本院传统的一种继承。中国现代史上几次最著名的来华学术交流,就是由梁启超组织的讲学社所发起的,该团体曾经每年一个,先后请来了美国哲学家杜威、英国哲学家罗素、德国哲学家杜里舒,和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到中国来进行较为长期的学术交流,不仅在当年轰动一时,而且对于此后的文化也是影响久远。而相形之下,尽管在经济上有了巨量的增长,目下人文学术界的所谓开放,还主要是指我们自己“走出去”,而不是把谈话对手“请进来”。由于这样的学术交流,都是对方在出资金定课题,所以知识生产的主动权,就几乎完全交到了别人手里,很多讶异国人和迎合外人的奇谈怪论,就是沿着这条路产生的。到现在,总算是风水轮流转,仰仗着清华校方的大力支持,我们终于有了能力,可以直接邀请海外学界的领军人物,来国内进行较为长期的交流活动了。
杜威和罗素来华的时候,中国的国力该多么贫弱啊!然而他们毕竟是大哲学家,有着超乎寻常的洞察力,足以透过很多表面现象和暂时状态,看到更深层的价值选项问题,所以他们的一些惊世骇俗之论,不仅在当时激发了想象力,就是拿到今天,仍然是博士论文的好题目。由此就更不要说,按照我们现在的设想,将要请到清华的国外领军学者,并不是只到这里照本宣科,他们将要在校园里放松一段时间,跟同学们唇枪舌剑地交流,跟中国学者隔着圆桌各抒己见,甚至如果时间允许,还打算带着他们到处去逛一逛,去实地认识一下中国,再回来补充和修改自己的讲稿。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他们的知识生产的过程本身,就已渗入相当多的中国经验。
这样做会有怎样的好处呢?其中之一,就是可以通过这种高端的交流,来逐步避免或部分克服这样的窘境,即现有的政治哲学、社会思想和文化理论,主要是对欧洲经验的理论总结,而一旦挪用到对于中国经验的解释上,总难免就会出现脱节和错位。20多年以来,我一直在孜孜译介国际汉学知识,至今已经有了巨量的翻译成果,然而必须意识到,那些厚重的学术著作背后,都潜在着某种西方理论的预设或框架。正因为这样,它们有时候听起来很能说服人,有时候就有点隔靴搔痒,是在拿欧洲理论和中国经验在进行尝试性磨合。而今后,我们希望借助于上述讲座的交流,不再仅仅跟汉学家们对话,而且还跟他们背后的那些“理论制造者”直接对话,促动他们在下次再写书的时候,能够纳入一些中国的或印度的经验,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尤其当那些发展中国家来自古代文明时。我想,这样的一种交流,不光对中国学者有好处,而且对世界学术也有好处,因为由此所产生的理论总结,就会带有更大的普世性,从而避免再听到大声的抗议——你的理论强暴了我的经验!
最后,再来说说清华国学院的“一”,也就是同一种传统。在刚刚召开的成立大会上,那个典雅的、由层层文字符号叠加起来的会议背板,使很多人都感受了某种特定“气场”的存在。而背板的最深一层,就叠印着陈寅恪先生悼念王国维先生的那段著名碑文:“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火,共三光而永光。”这就是我们一以贯之的、一脉相承的传统!
在那块背板上,还有两种文字符号,其一是清华大学的校训——“厚德载物,自强不息”,那也是老国学院的导师梁启超所提,另一个则是饶宗颐为本院题写的院训——“宽正、沉潜、广大、高明”。可以说,这都是从不同的层面,对于那同一种传统的解说和发挥。
梁先生那句校训,一直是清华人的骄傲,也一直是清华人的修身之本。不过,考虑到梁先生提出的校训,主要是针对大学生群体,而突出一个做人的标准,那么清华国学院作为一个高等研究机构,则应当基于更高的标准,来进一步规范做学问的问题。所以,最终定下的“宽正、沉潜、广大、高明”八字,都涉及对学风的倡导与垂范,它们当然各有经典出处,这里也不必细讲,其实只要想到各自的反义词,就会想到它们在针砭和砥砺什么了——“宽正”是针对“偏激”而言,反对刻意求新而不惜偏激;“沉潜”是针对“浮躁”而言,反对急功近利和浅尝辄止;“广大”在反衬“偏科”,要求思接千载心忧万民,而非为了课题意识而舍弃问题意识;“高明”则在反衬“表浅”,要求既有高远的终极关怀,又有深刻的洞察力。
另一层重要的意思是,从梁启超先生在80年前为清华所题的校训,到饶宗颐先生于90高龄为国学院书写的院训,足以看到绵绵不绝的薪火相传,而对于学术的责任心,对于文化的使命感,就这么一代又一代地交接下去、叠印下去,只要这样的传统不会中断,那么前贤们守先待后的努力,就肯定不会白费,中国文化也就必将会有光大的未来。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 刘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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