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实际上中国早就有结社了，有组织的犯罪也早就有了。我们之所以说在明清之际形成黑社会，是因为当时已经有组织完善和具有一定活动力量的秘密会社出现，后世黑社会的组织形式、活动方式、思想意识多源于此。然而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当时的秘密会社如洪门（天地会）称之为黑社会，因为这些组织最初建立时是包含有严肃的政治目的的，与一般的因牟利而促成的结社还是有区别的。特别是洪门最初结会的目的是“反清复明”，含有反抗民族压迫之意，后来因为参与成员的变化，“反清复明”日渐成为一个口号或招牌，牟利才是日常活动的宗旨，渐渐演化为黑社会。

古代牟利性的结社大多与游民密切相关。中国古代在经济上是小农经济，社会组织上是行政控制与宗法制度；行政控制相对较弱，但宗法网络比较强。人的血缘关系依靠土地融合在一起，换句话说，也就是人的亲缘、职缘、地缘关系全部都在他那一小块土地上。中国古代社会中人口是最活跃的因素，太平时代，增长极快。人口增长，土地是个常数，必然有一些人从土地上被抛离出来。脱离了那块土地，于是也脱离了相处了多年的亲缘、职缘、地缘等关系，变成一身无所属的游民。流动起来的游民是古代社会最难控制的人口，很让统治者头疼。

明代初年对人口流动的控制非常紧。明太祖朱元璋本人就是游民出身，但他对游民现象深恶痛绝。从明朝建国一开始，对人实行强控制政策，离开家乡都得要开路条，只有商人才允许在百里之内行动，但也不能走得太远。

限制老百姓流动的政策，对社会稳定起了作用。但是明朝施行的分封制度导致土地兼并加剧。皇亲国戚、宗室勋贵霸占土地，建立庄园，使得大批农民失去土地，为生存而流亡。明朝建立五六十年，就有大批流民流亡四方。明正德年间，流动人口就超过一千五百万人。这些流动人口中的许多人成为活跃在中小城市的游民。游民在城镇里，弱者被人践踏，强者则成为犯罪分子，我们仔细读《阿Q正传》就能理解这一点。这些游民中的强者组织起来，不仅平民百姓心战胆寒，就是官吏也怵他三分。游民的组织化过程中是借鉴了通俗文艺作品的，特别是那些具有游民意识的通俗作品，如《水浒传》一类。不过大中城市是皇权社会的政治军事中心，如果游民闹得不大、也就是癣疥之疾时还能容忍，一旦成为心腹之患，必会全力打压，真正秘密结社很难在大中城市长期存在。因此秘密会社大多生存和活跃于一些新型的小市镇。

新型小市镇是人口激增、农村劳动力过剩的产物。这些小市镇在明清时期是吸附从农村流离出人口的大户，因此也聚集了大量的游民。这种小市镇也是皇权专制统治较为薄弱的地方，一些秘密结社在这些地区活动是不奇怪的。陈志华先生一本介绍传统四川小镇《福宝场》书开篇就是“从哥老会谈起”。这里的“一百个男人里至少有九十个是袍哥”。可见小市镇对于秘密会社的意义。据统计，这种小市镇在明代太湖流域就有三百多个，清初就有四五百个，清末全国的这类小市镇已经达到三万多个。

这些聚集于小市镇的秘密会社是怎样运作的呢？

王学泰:明代文献中关于秘密结社犯罪的记载不是很多。这说明:第一，它不发达；第二，它是谋生性质的，还没有受到统治者的特别关注。到清代就不同了，因为清代还有一个民族压迫的问题。最初的秘密组织都是关注政治诉求的，几乎所有的秘密结社都有“反清复明”的口号。但对游民来说，生存和改善生存条件是第一位的。连饭都没的吃，“反清复明”有什么意义？这跟“替天行道”一样，都是招牌，抢东西才是第一位。天地会为什么两百多年一直坚持“反清复明”呢？实际上到了雍正时，“反清复明”与底层百姓就没多大关系了，关键是清政府老是严厉打压天地会，于是它就“反清复明”了。这个反对派，实际上是被打出来的反对派。

清代的秘密社会发达，与当时的民族压迫密切相关。要组织一个有影响的帮会，吸引很多人参加，要制订出一系列的规则等，必须有一个凝聚民众的政治口号。华北地区有一个与天地会类似的组织，叫“在理会”。它跟天地会又不大一样，它有信仰，标榜“三教合一”，信仰罗教。入会的人，师傅要传给弟子“五字真言”，而且要他们上不告父母，下不传妻子，这五字就是“反清复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