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早在1894年就迈出了第一步。当时宣称国王的传统称呼将上升一个等级，从君主变到大君主，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有了更进一步的提升，高宗被称为主上殿下。接着在1896年被称为大君主陛下，每次变化都是在礼仪语言中的一次提升。高宗离开俄国使馆后，官员们和皇家学者们提交了恳求国王加冕为皇帝的请愿书，连续三天，高宗的高级官员们在王宫的庭院里跪上4个小时，根据礼仪提交了9份请求，高宗拒绝了之前的8份，接受了最后一份。

即使在高宗同意之前，“圜丘”的祭坛工程就已经开始了。圜丘为古代天子祭天专用，诸侯不得有，所以是皇帝的权力象征之一。为了高宗的加冕礼，圜丘建造得很快，它的设计延续了北京天坛的风格，三层平台，每层之间由九层台阶相连。1897年10月12日清晨，适当的祭天仪式之后，高宗脱下了王室的红袍，换上了皇帝的黄色龙袍。高宗国王成了高宗皇帝。在成为皇帝后的第一份公告中他确立国号为大韩，1897年定为光武元年。

这不由得让人联想起1394年。大将李成桂把高丽国王逐下宝座后，向中国皇帝上奏章谢罪，请求册封，当时那个两岁的王朝有两个名字可供选择，一个是“朝鲜”，一个早期王国的名字，曾被中国汉朝打败。还有一个是李成桂父亲的就仕地“和宁”。两个名字被送到北京，明朝皇帝选择了第一个。现在，“朝鲜”这个名字因为与朝贡制度联系在一起被抛弃了，“韩”取而代之，韩可以追溯到朝鲜半岛南部的古老王国，这个地区明显没被中国入侵过。从某种意义上说，和书写体系的改革一样，皇位的确立达到了脱离“中央王国”的作用。称帝仪式给这个国家创造了一种转喻象征:高宗如今可以宣称和北京皇帝具有相同的地位，大韩帝国也和大清帝国拥有相同的地位。1899年，安徽按察使徐寿朋出使朝鲜，所持国书中写道:“大清国大皇帝敬问大韩国大皇帝好……”清朝正式承认其独立。

中国的报纸《万国公报》在描述这一事件时采用了“称帝”这个术语，而不是即位。前者暗示在帝国范围内不合法的篡位，而后者表示个人获得上天的指定，合法登上王位。朝鲜的《首都公报》的编辑们说:“我们嘲笑中国作者的这种自我抬高，说明他们依旧陷在宋朝儒家的迂腐理论中。”但是这些迂腐理论也正是朝鲜人在帝国的仪式中所采用的。而《首都公报》的编辑们试图将帝国头衔的选择与这些理论区别开来。他们说:“难道他们不知道每个主权国家都有权按照他们所渴望的那样建立自己的国名吗？”这段针对《万国公报》的文字完全用繁体中文写就，没有任何韩文。

沉默的国旗

国旗是最佳的民族象征符号，也是这一时期反复出现在朝鲜人视觉和语言中的形象。民族主义者不遗余力地打造国旗和民族的关联。《首都公报》号召把荣耀带给国旗。《独立日报》将国旗的图案置于头版，号召人民广泛使用它。国旗成了民族主义运动中最显著的符号。学校对孩子谆谆教诲，教育部的文件中说:“随着太阳的光芒照耀着国旗，国旗迎风飘扬，整个天空都充满了幸运的感觉。”在国旗的宣传和使用中，有意思的是有关它的起源朝鲜人都保持沉默。

今天韩国还在使用的国旗最早是由朴泳孝于1882年提出的。朴泳孝是朝鲜国王哲宗的驸马，后与金玉均等人组成要求朝鲜现代化的开化党。1882年大院君发动的政变失败后，朴泳孝以全权大臣名义前往日本，在前往日本的途中他设计了太极旗作为国旗，1883年高宗批准了他的设计方案，太极旗成为国旗。

太极圈和三线卦符在朝鲜已经被使用了几个世纪了。在朝鲜半岛的坟墓、庙宇甚至医学课本上，太极圈都频繁出现。而三线卦符则可追溯到《易经》，像《易经》这样的著作，以及太极和卦符，都应该是《独立日报》这样的报纸所强烈抨击的。这些都属于他们认为的压制了朝鲜人的创造力的中国儒家文化，但是就是这批反对四书五经的人，当谈到太极和卦符的时候，却有意忽视了这些图形符号与中国知识的联系。相反这些象征符号在白色的底色上拼接在一起，却具有了最“民族性”的含义。

不管多么激进，朝鲜的知识分子们都做不到将所有在大陆最先出现的习俗当作中国的抛弃掉，因为这些习俗可能在朝鲜被贯彻得更彻底，也许被使用几个世纪了。那些融入朝鲜民族遗产中的很多文化，都有属于中国的嫌疑，朝鲜的知识分子不得不在文化内容和民族主义立场之间选择一个适合他们的平衡点。

在重塑民族身份的时候，朝鲜民族主义分子对比了大量其他民族的代表性特征，通过反对这些特征来建造一种“朝鲜性”，中国只是他们对比的一种，不过是最主要的一种。在当时的朝鲜民族主义者看来，就像考古学家可以挖掘过去的废墟一样，民族特性可以通过拨开时间的尘土显现出来，好像文化像陶瓷的碎片一样具有客观性，可以被寻找、复原和重建。朝鲜人从他们的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无数传统和习俗可以被淘选出来，而被定义为“中国的”文化形式可以被分离出来，扔在一边。但脱离“中央王国”的过程绝不仅仅是拒绝中国的东西和赞同朝鲜的东西这么简单，因为经过几个世纪的交流、吸收和互动，起源于大陆的文化形式与根植于朝鲜半岛的文化形式之间，不存在简单的自然分界线。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从以中国为中心到以西方为中心的体系转变过程中，重新考虑什么“属于”中国，什么属于朝鲜，对朝鲜和中国各自的文化内涵进行重新定义的过程一直还在延续。对朝鲜的身份重构，直到今天这个过程在半岛也没有结束。近年来韩国拍摄的历史剧《大祚荣》也着意刻画一个“没有屈服于中国威胁”的“伟大英雄”，在这里，历史真实性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反映当前的意识形态潮流，因为它要努力恢复的过去，是一个具有可塑性的理想，而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