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卫军里会有多国部队？”我有些不解，“党卫军不是效忠于德国的纳粹党的吗？”

“对，而且还不仅仅是我们一支部队，到战争后期时，整个党卫军都国际化了。”艾卡特侃侃而谈，“党卫军不是一般的军队，用一般的军队特征是无法概括它的。它既是一支精锐作战力量，又是纳粹党的种族和生存空间理论的推行者。最初的党卫队确实是百分之百由德国人组成的，但在党卫队向党卫军转化的过程中，就开始吸收西欧的外国人和境外德意志族人了。随着德国在东线战场上的损失加大，党卫军放松了用人的标准，开始吸收被占领国、盟友国和中立国的志愿者参加。其中有荷兰人、丹麦人、挪威人、法国人、波罗的海三国的居民，后来甚至加入了俄罗斯人、东土耳其人、穆斯林人和印度人。当然，这些外族的部队一般来说并不参加大兵团作战，他们主要被安排在后方对付游击队。”

“那您知道外国人在党卫军里大致能占多大比例吗？”我问。

“我只能说出一些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数字。战后我看过一个统计资料，证明参加党卫军中的外国志愿者中有荷兰人5万、比利时人4万、法国人2万、丹麦人6千。其他的国家我就记不清了。但有一个数字是很有说服力的:在战争结束前夕党卫军的兵力一共是31万人，其中德国人只占11万，也就是说，党卫军中2/3的士兵都是外国人。”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外国人自愿为纳粹德国当炮灰呢？”我问。

“谈不上是炮灰。外国人参加党卫军，不是为了德国利益，而是为了自身利益。他们需要借党卫军来阻止欧洲的苏维埃化，需要通过保卫德国来防备苏联的势力直接到达自己的家门口，可以说他们和纳粹之间是在互相利用。当时整个西欧都对苏联的扩张姿态有恐惧心理。‘二战’前，苏联吞并了波罗的海三国，占领了罗马尼亚北部油田区，对芬兰的领土要求不能满足，立即发动战争，‘二战’打响后又和德国分割了波兰。面对这样一个极具侵略性并且致力于输出暴力革命的大国，整个西欧只有一个大国与之相隔，这就是德国。所以，尽管西欧并不喜欢德国，但又必须借德国的力量，通过对德国的支持来阻止布尔什维主义的西扩。

“在我进入党卫军时，德国人在维金师里已经成了 ‘少数民族’。部队里主要是丹麦人、挪威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法国人……他们全都是出于恐共###心理自愿参加党卫军的。这些人打仗特别凶狠，而且冷酷无情。我加入维金师后一个月，在斯洛伐克听到了一些关于纳粹在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罪行，我当时内心非常震撼，无法理解我所在的这支军队会犯下这样的罪恶，而我身边的大多数老党卫军士兵听完后没有任何的反应和评论。真是一群冷血动物。”

我插话道:“听说，战争后期党卫军在执行希特勒的罪恶训令中最为坚决。比如说在东线的撤退途中摧毁一切设施的‘焦土令’和处决所有向敌人举白旗的军人或平民的‘旗令’。国防军对这些命令的执行打了很大折扣，而党卫军干起来是一点不含糊的。是这样吗？”

“是的。党卫军的坚决其实带有相当一部分感情上的因素，那就是仇视敌人。纳粹很清楚这一点，遇到杀人放火的事就交给党卫军干。1944年8月1日在华沙爆发了武装起义。镇压者主要就是党卫军。镇压持续了2个月。10月初，战斗完全停止，战后我才知道，波兰人在这次起义中死了20万人。我所在的部队参加了事后的清查和报复行动。”

“那是什么样的报复行动？”我试探地问。根据经验，垂暮之年的老人在回忆自己的军旅生涯时，谁都不愿意讲述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过。但艾卡特的回答很干脆:“在华沙北部30公里的地方，我参加过大面积炸毁民宅的行动。我不愿意，但必须做。”

艾卡特说:“我在党卫军的时间一共不过7个月，但这是我在整个战争中最危险和最艰苦的一段时间。在抵挡苏军大反攻的过程中，我所在部队在东欧战场上调来调去，哪里危急就增援哪里。我先后去过斯洛伐克、波兰和匈牙利。1945年1月22日部队在布达佩斯被苏军包围了。在突围过程中，我的左臂中弹，被送到了维也纳养伤。当苏联红军逼近维也纳时，我在枪伤尚未痊愈的情况下返回了部队，接着就参加了在南德爱尔兰根一带和美国人的作战。1945年4月19日我再次负伤，并被美军俘虏。3周后，维金师向美军投降了。对这个党卫军主力师来说，这是最好的结果。‘二战’后期，德国军队在明知没有胜利希望的情况下，还是拼死抵抗苏军的推进，就是希望盟军能加快占领德国土地的步伐，不要让德国落到苏联人的手里。在必须投降的时候，德国军人们毫无例外地都希望成为盟军的战俘，党卫军就更是这样。在维金师里，这些投身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国际志愿者为什么甘愿流血？目的就是阻止苏联扩张，在经过和俄国人的连年血战后，他们知道向俄国人缴枪意味着什么。

“我被美军送到设在乌尔姆的战俘营，在那里待了2个月就被释放了。在回家乡的路上，我搭乘的是盟军运煤的火车。每列车的车顶上都坐了30多号人。火车开到离家乡还有20公里的地方到了尽头，我没有了任何交通工具，于是拖着还没有痊愈的左腿步行回到了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