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复兴社和特务处成立的大体经过。

要说的是，复兴社远不是那么简单，全盛时期，复兴社掌握着很多报纸、刊物，还成立了许多外围组织，与国民党其他派系的矛盾越来越深刻，尤其是触动了“CC系”的势力，渐成尾大不掉之势。

尤其是在“西安事变”中，复兴社及特务处工作不利，致“委座蒙尘”，彻底颠覆了复兴社的命运，1937年3、4月间，蒋介石手谕复兴社，“停止一切团体活动”。

按:“西安事变”的发生，戴笠和他的特务处，难辞其咎。这件事以后还要谈到。

1937年7月30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的著名演讲，标志着中国抗战的新阶段。四个月后的1937年11月，国民党成立了一个新的党团组织，以“代表、领导全国的青年力量，服务抗战”，这个组织的名字，叫做“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

到此，特务处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以后，要看军统的了。

早在特务处成立之前的1928年，国民党党内最大的派系CC系也搞了一个特务组织，即隶属于中央党部的调查科（即中统的前身），从名义上说，两家各搞各的，中统做党派工作，军统搞军事情报。但工作开展起来过后，戴笠才发现这个分工自己吃了亏。

这时全面抗战还没有开始，反共成为首要任务，特务处成立的初期，骨干都是些军校学生，头脑相对比较简单一点，杀人越货、“偷鸡摸狗”还可以，搞反共，实在是勉为其难。反观中央党部调查科，一个是早开展工作4、5年，经验、基础都好得多。再一个陈果夫、陈立夫都是搞党务工作起家的，手下集中了一大批共产党的叛徒，经常在内部召开理论研讨会，学习、讨论共产主义理论，水平自然不一样。

按:国民党内部，颇有些人极讨厌戴笠，陈立夫就是其中一个，从不给好脸，经常私下里损他们，说特务处的人“一副吃相难看的样子，用便衣特务代替一切，还要情报工作干什么”。戴笠恨之入骨又无可奈何。

所以从特务处成立的一开始，两家就斗得不亦乐乎，同行是冤家嘛，到后来弄到把工作放在一边，以跟对方制造摩擦为乐趣的程度，如某次设计捉弄了对方，甚至假装误会把对方的人揍了一顿，都能高兴好几天。

为解决“内耗”，蒋介石决定成立一个统一的机构来协调特务工作，1935年5月，成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注意:此军统不是彼军统），局长陈立夫。

下设三个处，一处党务处，由中央党部调查科升格组成，处长即后来著名的中统头子徐恩曾；二处军警处即戴笠的特务处；三处是新成立的邮检处，处长丁默邨（后来落水当了汉奸，即《色戒》隐射的那位“易先生”）。

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后，1938年3月，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把三个处分开，其中一处党务处升格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二处军警处升格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三处改为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维持原处级架构不变。

“中统”的事以后再说。军统局长例由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祖担任，戴笠为副局长。但蒋明确指出，实际的责任由副局长来负。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蒋认为特务工作其本质，是一种偏恶性的工作，权利不妨给，但政治地位不宜太高。

按:历任军统局长，除了贺耀祖，还有林蔚、张治中（不像吧）、钱大钧。但这些人都很知趣，不过问任何具体事务（估计也不爱搀和这些烂事）。

戴笠终其一生都只是军统局副局长，少将、挂中将衔，死后追晋中将。但戴笠的手下，起码有不下十个中将，少将得有二十多个，起码他下面的处长就全是少将。这是因为很多特务都兼任着公开的职务，但在军统，他还是戴的手下。

这个格局，一直持续到1946年3月17日飞机戴笠失事为止，换言之，戴记军统，一共维持了整整八年，基本与抗战共始终。

戴死后，大约在1946年7月前后（有的文献说是7月1日），军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局长先是郑介民，后为毛人凤。一直到1949年逃台。这是后话了，以后再说。

历史说到这里为止，可算说完了。枯燥乏味，我都说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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