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廷的督促下，各省督抚也只得勉强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首先打破僵局的是当时的山东巡抚袁世凯，他在督办政务处成立后没几天便上奏朝廷，提出了包括整顿吏治、改革财政、整修武备、遣派留学生等十项建议。随后，其它地方大员如闽浙总督许应骙、两广总督陶模和安徽巡抚王之春等人也都纷纷上奏，提出自己对新政的看法和具体建议。

可惜的是，督办政务处的这些老臣在后面的两年相继去世，如李鸿章在辛丑和谈的当年积疾而亡；两江总督刘坤一于李鸿章的次年病逝；接着，慈禧太后所信任的荣禄也在1903年过世了。

李鸿章死后，当时名望最大的地方督抚当数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于是张之洞便邀请刘坤一联名上个折子，刘坤一听后表示同意，于是两人商议各自先拟个初稿，然后再合并修订上奏。由于当时刘坤一年事已高，奏稿的事情主要由张之洞来负责。

此时的张之洞经过多年的官场历练，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在朝廷里激扬文字的“清流”了。在其它督抚大员已经交稿、朝廷一再催促之下，张之洞仍旧不慌不忙，他在揣度朝廷用意的同时，也不断派人打听各地的动静，以保持与其它督抚大致接近的论调，避免自己走得太远，伤了大家的和气。

慢工出细活。张之洞的谨慎和精明对这个奏折的出炉还是颇有帮助的。为了把这个奏折写好，张之洞还特意将刘坤一的幕僚张骞等人请到武汉，一起商议细节问题。据参预拟稿的人说，当时张之洞荟萃众说，每天只写一条，写了一个多月才写成。这个联名奏折，就是后来著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

《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并非是一般的泛泛而谈，而是通观全局后提出的系统变革方案，实际上相当于整个清末新政的路线图。在折中，张之洞提出了科举、教育、内政、军事、经济、司法狱政、地方治安等方面的体制改革。折子上去后，慈禧太后反复读了多遍并表示十分很满意，认为“事多可行”，随后便将这个折子下发给各省督抚大员，让他们好好学习刘坤一和张之洞会奏折子中的内容，如果折子中的建议与本省实际情况相符的话，就立刻设法施行。

刘坤一和张之洞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实际上是确立了清末新政的指导方向。随后，清廷以“江楚会奏三折”为范本，通过一系列政令和措施，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改革运动。就这点而言，张之洞和刘坤一对清末新政开了个好头，也为近代中国走向现代的文明国家开了个好头。

难能可贵的是，《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包含了大量的可行性建议并调和了各利益中人的矛盾冲突，这比当年康有为等人搞的维新变法要来得更加全面而且具有可操作性，也许这就是清末新政能够得到顺利推行而戊戌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了。

回头看来，在鸦片战争后，洋务派、维新派和清末的新政派其实是同根所生，一脉相承，他们在晚清历史上的相继登场，实际上也不断推动了中国的早期现代化以波浪式前进，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加的深入。作为大清的掌舵者，慈禧太后支持了洋务运动，但也因为个人利害关系扼杀了戊戌变法，好在她在新世纪之初由重新实施新政，倒也“亡羊补牢，未为之晚”。

对于慈禧太后的新政，当时的西方评论说，“这个奇妙而可怕的女人，在其老迈的灵魂驱动下，跟现代世界展开了一次悲剧性的决战，但在悲剧结束后，她又以足够的勇气开启了新政的改革之门”。这个评论倒也算中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