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迫使越南签订《顺化条约》后，中国即成为了法国“保护”越南的唯一障碍。为了消除这一障碍，法国人于1883年9月提出谈判，要求清廷承认法国对整个越南的殖民统治。鉴于对中国西南地区的屏护作用，加上左宗棠、张之洞等主战派的高声疾呼，清廷这次一改以往的消极态度，在敦促李鸿章加强和法国谈判的时候，也把军队派出镇南关，表示不惜一战的决心。

法国见谈判讹诈不行，便决定使用武力迫使清廷就范，战争随即爆发了。1884年初，由于清军准备不足，在法军的猛烈攻击下，清军全线溃败，广西、云南边境告急！

消息传到北京后，慈禧震怒，满朝文武大为震惊。随后，主要责任人前军主帅、广西巡抚徐延旭和云南巡抚唐炯均被革职拿问，徐延旭甚至被判为斩监候，后被发配新疆。为了重整旗鼓，鼓舞士气，清廷又任命了潘鼎新为广西巡抚、张凯嵩为云南巡抚，立刻部署前方战事。

事实上，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应该对清军的惨败负主要责任。在危机爆发的开始，慈禧便在对法交涉的问题上犹豫不决，这使得前方的将领也摸不清慈禧到底是要战还是要和，这使得清军的备战陷于形式化。在开战前，慈禧将对外交涉的全权交给李鸿章相机处理，对即将爆发的战争明显抱有侥幸心理。

替罪羊虽然找了两个，但这事还没这么快完结。当年三月初八，慈禧在召见军机大臣、分析战争失败原因的时候，斥责朝中官员因循守旧，应对不力，矛头直指主持军机处的恭亲王奕訢，并为改组军机处制造舆论。

不过话说回来，身为军机领班的奕訢，当时的表现也的确不佳。奕訢在做了二十多年的军机领班后，长期的劳累也使得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在这几年更是经常生病，动辄请假，在战争爆发前还曾大病一场，病愈后也是精神不振，远不如前。另外，奕訢深知慈禧对权力专断的贪婪，他的锐气在这二十多年里也日渐消磨，在慈安太后死后，奕訢更是感到孤立无援，凡事能避则避，即使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也大都不置可否，以揣摩慈禧的意向为能事。

由此，奕訢在对法交涉中也是模棱两可，一味应付，战争的失利最终引发慈禧和大臣们的不满。此时的奕訢似乎也感觉到了什么，他为了讨好慈禧，急忙费心费力的筹划半年后慈禧的五十寿典，企图博得慈禧的好感。

但这一切都已经晚了。这一次，慈禧决心要利用这个机会对军机处大换血，并让奕訢彻底出局。在慈禧的暗示下，翰林院左庶子盛昱上折弹劾奕訢、军机大臣李鸿藻和宝鋆等人，要求他们承担失败责任。对此，慈禧暗中欣喜，随后她将奕訢打发到东陵主持慈安太后的三周年祭典，在此期间，慈禧频频召见亲信宠臣，为政局改换做准备。

三月十三日，慈禧避开军机大臣而直接召见了御前大臣、大学士和六部满汉尚书，随后发布了一道上谕，将奕訢为首的军机处大臣一概以“委蛇保荣，办事不力”的罪名被逐出军机处。其中，奕訢被革去一切职务，令家居养疾；奕訢多年的得力助手宝鋆以原品休致（即退休）；李鸿藻和景廉降两级调用，翁同龢因是帝师，革职留用但退出军机处。

随后，慈禧有宣布组建新的权力班子，以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工部左侍郎孙毓汶五人为军机大臣，贝勒（后为庆亲王）奕劻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数天后，慈禧太后又下谕：“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著会同醇亲王奕譞商办”，也就是说，醇亲王奕譞代替了奕訢的位置。慈禧导演的这次重大人事异动，历史上称“甲申易枢之变”，也叫“甲申政潮”（这一年是甲申年）。

慈禧的这次行动，下手之迅疾，理由之充分，更换之彻底，令人大跌眼镜、叹为观止。在经过二十多年的垂帘听政后，慈禧的权术已经修炼得炉火纯青，达到了收发自如的境地。不过，权术的成熟并不意味是件好事，特别是没有了恭亲王奕訢的牵制后，慈禧太后由此变得更加专制跋扈，这恐怕就不是国家之福了。